学思语言学丛书现代汉语情态系统与表达研究

　　当下的汉语情态研究基本上是在借鉴西方语言学情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进行的，然而在汉语语法研究史上，有关汉语中情态语义方面的内容，学者们则很早就已经注意到。　　一关于“情态”名称的使用　　汉语情态研究中的“情态”这一术语是在翻译介绍西方相关理论时使用的，而在西方现代语言学研究中，“情态”又源自逻辑学中的“模态”，另外还有“语气”（mood）一词与“情态”的形式及意义联系密切。因此，这几个术语无论在西方语言学研究还是在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中都曾出现，但所指却不尽相同。另一方面，以往的汉语研究中也有涉及与情态语义及其表现形式相关的内容，却没有使用这几个术语的情况。因此，在梳理文献中的情态研究，开展我们的情态研究工作之前，首先有必要厘清“情态”名称使用的复杂状况。　　(一)情态义非“情态”名　　追溯汉语语法研究史，我们发现有关情态的概念及表达早已论及，但使用的术语并非“情态”一词。如《马氏文通》（1898；1983：183—185）“助动字”一节中提到一个句子中有“势”的存在，这种“势”是“可、足、能”等助动字所表达出来的关于其后动作的发生情况。　　何容《中国文法论》（1985：149—153）提到汉语中“mood”与句类的关系，而这一论题的很多内容都与后来的“情态”概念有相似之处。　　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1942；1982：246—258）探讨了很多情态语义方面的现象，而且分析及分类都非常详细。比如由助动词表达的“可能、必然、能力、许可、必要”等情态语义在这部著作中都有论述，一些概念还作了进一步的类别分析，如“可能”还可分为三种情况等。吕先生虽未明确提出“情态”的概念，但他对助动词表达的语义系统、助动词的多义现象及语法表现等所作的研究是相当全面和系统的。　　王力《中国现代语法》（1943；1985：69）谈到语言运用中“掺杂”着说话人的判断或猜测、意志或心愿等，并对其语言表现形式作了分析。可以看出，王先生所说的语言中的非客观内容与后来的情态语义内容有很多重合的地方。　　高名凯《汉语语法论》（1948）分析了“能”的语义特征，包括“可能”“应然”“许可”“意欲”等，并将表达这些语义概念的词称为“能词”。　　较近时期的汉语语义分析中，有关情态的研究常常会见到“模态”和“语气”两个术语。这两个术语所包含的语义内涵与“情态”既有联系，又不尽相同。　　范开泰（1988）、黄乃辉（2002）、陆丙甫（2008）等的相关研究以“模态”为名。如范开泰把模态语义分为真值模态义、道义模态义和意愿模态义，并对每一种语义类型作了进一步的下位细分。他还注意到不同语义类型之间的蕴含关系、汉语情态动词的多义现象及多层次的模态语义结构等。范开泰是较早地参照模态逻辑对汉语事实进行情态研究的学者，他的“模态”语义研究为后来的汉语情态研究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观点。　　黄乃辉探讨了汉语模态词对主语指称的制约情况；郭继懋（2002）对“必须”与“不能不”表达“必然肯定模态”意义时的差异作了分析；肖奚强（2002）对模态副词的句法语义特征进行了分析；邓玉琼（2006）考察了现代汉语或然模态词的语义、语形特点及表达功能；陆丙甫从类型学角度研究了模态动词所表达的模态意义的形式落实，他认为采用“模态”的说法“有利于语言研究跟逻辑研究的接轨”。中国台湾学者蔡维天（2009）考察了汉语模态词的语法特质及其语法化的历程，认为汉语模态词很多“有趣的用法”凸显了句法和语义间的映射机制，模态词的分布和诠释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语气”研究无论是在西方语法学还是在汉语语法研究中都有很长的历史，文献浩繁，成果丰硕。就汉语语气研究来看，初期的研究“只是在词类的层面上涉及语气问题，讨论的重点放在语气词的作用上，而不是在语气的如何表达上”（齐沪扬，2002）。如《马氏文通》中的“传信虚字”“传疑虚字”，《新著国语文法》中列举的“了”“啦”“吗”等语气助词。这个时期研究的语气词表达的语气作用并不是情态语义的内容。后来各家从语句表达、句子分析、命题类型等角度对“语气”作了更详细、深入的探讨，虽然认定的语气的范围类型并不一致，如王力认为语气是“语言对于各种情绪的表示方式”，吕叔湘狭义的语气指“概念内容相同的语句，因使用的目的不同所生的分别”此处及下文相关论述可参见齐沪扬（2002：9—16）。，但都受到西方语法学中语气研究的一些影响，自觉将语气视为一个语法范畴，并涉及情态的相关内容，如王力的“揣测语气”，高名凯的“疑惑命题”“命令命题”等。不过，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汉语学界并没有延续对语气的语法范畴的研究，也许是观察到汉语事实与西方语言语气表达的差异，因此，对语气的认识基本上是作为句子分类时的一个标准，将句子分为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感叹句四种句类，各句类表示相应的语气。这种认识的认同度还比较高，大多数的语法教材一直沿用此说。　　较近时期学者们论述的“语气”与情态的所指愈加接近起来。贺阳（1992）的语气就是modality（情态），但涵盖范围比情态要广，既包括命题的交际功能层面的陈述、疑问、祈使、感叹，还包括说话人针对命题内容的评判和情感，如履义、能愿、模态、诧异、侥幸等。孙汝建（1999）也将modality称作语气，但与贺阳不同，他认为狭义的语气只有四种：陈述、疑问、祈使、感叹，广义的语气还包括肯定、否定、迟疑、活泼等口气。实际上，孙汝建的语气主要还是指四种句类，语法形式以语气词为主，与情态的可能性与必要性等核心概念基本无关。　　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改进之后，齐沪扬（2002）构建了一个更为全面合理的现代汉语语气系统。该系统分为“功能语气”和“意志语气”两大类，前者包括“陈述语气”“疑问语气”“祈使语气”“感叹语气”等功能类型，后者包括“可能语气”“能愿语气”“允许语气”“料悟语气”等，其中涉及“或然”“必然”“能力”“必要”等概念。可以看出，“意志语气”中各语气类型表达的“语气”意义基本上涵盖了一般认同的情态语义——认识（可能/必然）、义务（允许/必要）、动力（能力）义。齐文划分出的两大语气类型边界清晰，功能各异。“功能语气”着眼于“说话人使用句子要达到的交际目的”，“意志语气”着眼于“说话人对说话内容的态度或情感”。我们认为，功能语气与意志语气的区分恰好可以对应汉语中的语气范畴和情态范畴。这种处理的缘由我们留待第二章再详细说明。　　其他关于汉语语气的著作或论文有个案研究，有历史考察，也有方言视角。总的来说，这些研究多侧重语气词的语法特点及语义、表达上的功能，涉及的内容虽与情态有些关系，但仍是从形式到意义的观照，与情态研究的出发点、思路和方法都有所不同。　　(二)“情态”名非（典型）情态义　　“情态”一词时常出现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文献中，但它所代表的意义往往与使用者的个人理解有关，存在着较大的分歧。比如有学者在研究动词的态时用到“情态”一词，是指“事情的状态”的意思。如王力《汉语语法纲要》：“……只要说话人想表示那事情终结时的情态，都可以用‘了’字表现出来。”这个意义上，“情态”与动词的情貌、态等意义相同。甚至有观点直接将表示动作与主体关系的动词范畴“态”（包括主动态、被动态）等同于“情态”（高更生，1992）。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中明确出现并定义了“情态词”术语——“表示说话人的意趣、情感或态度的词，就叫作情态词”。这部语法著作把“情态词”分为帮助造句、表示说话人神情的“吗、哇”类（笔者按：语气词）和“啊呀”类叹词，侧重词类范畴及说话人对听话人的态度，而非说话人对命题本身的观点，与表达可能性的“情态”存在一定距离。　　在众多语法著作中，我们还会看到“情态副词”“情态补语”“情态状语”等术语。如“情态副词”是指表示情势、方式、状态的副词，像“偷偷、大肆、亲自、一起、横着”等（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情态补语”是指描写中心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或与动作有关的人或事物的情态的补语，这里的情态有“情况、状态”的意思。如“睡得很晚”“看书看得忘了吃饭”“写得铅笔尖都秃了”等（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情态状语”是指表示行为变化的情景和状态的补语，如“静静地”“像暴风雨一样地”“横七竖八地”等。这些术语应用在很多语法教材及词典中，在理论研究中也时见使用，如张豫峰《近代汉语中表情态的“得”字句》一文中“情态”即是“情状”之意。由此可见，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传统中，“情态”一词多指与情状、方式有关的意义。　　二具体汉语事实的情态分析　　国内外语界对西方情态理论做了大量的介绍和引进工作，同时结合英语的情态动词的形式语义特点及语用功能，对情态理论进行了运用和实践。如梁晓波（2002）系统介绍了传统语法、语义学、语用学、转换生成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多个语言学流派对情态的认识及成果；李战子（2001）对系统功能语言学及评价理论关于情态的论述进行了分析评价；范文芳（2006）探讨了情态在不同语境中的意义；何伟（2008）讨论了情态与时态等范畴的关系；黄和斌、戴秀华（2000）考察了英语双重情态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邱述德（1995）、施兵（2006）、汤敬安（2008）等从情态表达角度等对英语情态动词作了语用分析；廖秋忠（1989）、沈家煊（1997）、赖鹏（2005）等对国外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情态研究著作作了书评；纪漪馨（1986）、熊文（1996）、汪云（2008）等以情态理论为指导对英汉情态动词进行了多方面的对比分析。另外还有对其他外语如俄语等的情态研究等。　　汉语的情态研究一边吸收和借鉴国外情态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边继续已有的汉语助动词的研究，并逐渐将二者结合起来。因此，有关助动词的情态语义、句法表现、个案分析等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如较早的有Tsang(1981)对汉语助动词的系统研究；Tiee(1985)的研究也以汉语助动词表达的情态为主要内容，涉及部分副词和助词的情态语义。　　许和平（1991）提出“可能性”与“必要性”两个概念用以覆盖全体助动词的情态语义；渡边丽玲（1998）通过对“能”和“会”句法语义的考察，分析出二者在表达不同情态时的特点。　　朱冠明（2003）对汉语情态动词的多义性进行了情态分析，他认为这种多义性是一种情态意义向另一种情态意义演化的结果，其发展的机制是隐喻和转喻。　　鲁晓琨（2004）将汉语助动词分为可能类、意愿类、必要类三种类型，她对各种类型助动词的范围、表达的情态语义作了具体分析，并从汉语教学的目的出发，对不同助动词的语义、语用区别作了细致辨析。　　张万禾（2006）把意愿情态作为一种语义范畴，通过对“要”“想”等个别助动词的分析，论证了意愿情态范畴的意识性、肯定性和主体致使性。同时运用意愿范畴分析了汉语被动句的本质及形成条件。　　宋永圭（2006）、闵星雅（2007）等在对个别助动词“能”“会”进行系统研究之时，都运用了相关的情态研究的理论、方法及成果。　　除了助动词的情态研究，对其他汉语事实的情态分析也有所见。如对汉语副词、语气词、动词、代词、可能补语从情态角度进行的研究等。学者们往往通过对历史语料的考察，以某个具体的情态副词为例，描绘出情态副词情态意义的获得途径。如姬凤霞（2008）对人称代词“咱”的话语情态特点进行了分析，认为“咱”可以表达亲密的情感、不满的情绪，具有丰富的语用情态；董正存（2008）研究了情态副词“反正”的用法及相关问题，认为“反正”通过隐喻直接成为情态副词，表示“无论如何”的周遍意义和主观情态；高增霞（2003）把“怕”“看”“别”等汉语“担心”的表达法归为认识情态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