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曼帝国六百年:土耳其帝国的兴衰

本书特色

1. 奥斯曼帝国史，即土耳其的古代、近代史，是我们了解世界近现代变迁必不可少、又常常忽略的一块拼图。奥斯曼帝国的国运兴衰，强时称霸欧洲，弱时被欧洲赶超、欺凌，加上地处“世界的十字路口”，使得土耳其成为理解近代全球力量变迁绝好窗口。从这里，你在了解土耳其自身的同时，也将从另一个视角理解现代欧洲和现代中东的形成。

2. 历史读者的感官盛宴！本书作者曾受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的称赞，说作者兼为“形象刻画的大师”和“叙事写作的大师”。《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作为作者的生涯收官之作，完美诠释作者的大师文笔。傲视欧亚群雄的伟大苏丹，被守旧势力烧死在塔楼中的维新大臣……洋洋洒洒的奥斯曼历史，在作者的笔下鲜活起来。

3. 土耳其时政局势动荡，牵动欧亚两洲乃至全世界的神经。这个地处欧洲和伊斯兰世界之交，背负数百年奥斯曼帝国传统的国家，为何如此重要？这部奥斯曼帝国通史将给你答案。

4. 土耳其旅游访古、感受风情的**读物。土耳其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国度，国际旅游的热门目的地。这本书让你不再对土耳其一无所知，你将对伊斯坦布尔的街巷、伊兹密尔的古城、地中海岸的秀丽风光都有不一样的亲切。

5. 你是否是诺奖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粉丝？那么《奥斯曼帝国六百年》也将让你一见如故！这是《我的名字叫红》《伊斯坦布尔》《白色城堡》等书背后的历史布景。

6. 土耳其与中国同为亚洲文明古国，到了近代又一同沦为欧洲主导的世界现代化大潮中的落后被欺者。近代的土耳其史称“西亚病夫”。是什么导致了中土两国的相似命运？了解土耳其的历史命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近现代世界。

内容简介

奥斯曼帝国六百年，是三百年的强盛加上三百年的衰落的故事。它是一个地跨欧亚非的庞大帝国、世界的十字路口，国运兴衰牵动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土耳其人的祖先来自中亚大草原。公元1300年左右，他们迁徙到亚洲的*西端，在此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土耳其人拥有草原民族一贯的凌厉作风，而他们的灵活与包容则在那个时代独树一帜。仅仅经过三位开国苏丹的励精图治，土耳其人就以“帝国”自立，在欧洲留下战无不胜的威名。

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攻陷君士坦丁堡，1529年苏莱曼大帝陈兵维也纳城下——鼎盛时代的奥斯曼帝国，为欧亚大陆的政治地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在欧洲，奥斯曼帝国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起新的繁荣，被汤因比称为“罗马帝国的第五次复兴”；在亚洲，它再现阿拉伯帝国的辉煌，带领伊斯兰世界回归了团结与强盛。这一切，使得奥斯曼帝国在那个帝国时代无往不利，成为“三洲两海、东方西方、世界中心伊斯坦布尔的主人”。

随着世界现代的降临，奥斯曼帝国却落后了。一个又一个欧洲国家站上历史变革的潮头，哈布斯堡王朝、西班牙、沙皇俄国、拿破仑帝国、大英帝国，与东方强权奥斯曼发生不可避免的碰撞。1683年奥斯曼军队再度围攻维也纳遭遇惨败，从此，“胜利”愈发成为一种奢望：奥斯曼帝国在军事、制度、科技上都被欧洲赶超了。帝国尝试过种种维新道路，新与旧的交锋异常残酷，一些大臣甚至苏丹为了改革事业献出了生命。

帝国的改革亦步亦趋，而世界近代的帝国主义争夺和民族独立运动却来得无比迅猛。1821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希腊爆发独立战争；同时期的埃及也自立门户。此后，从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中东和非洲领土上陆续分裂出二十多个国家。其中很多国家迅速沦为英国、法国、俄罗斯等欧洲列强的殖民地。*终，奥斯曼帝国本身也在“一战”战败后倾覆。六百年世界帝国的历史成了被人怀念、叹惋的过去，而现代土耳其以一个共和国的面貌开启了新的篇章。

在土耳其的跌宕国运中，中国读者能找得到祖国的影子，也找得到很多国际现状的根源。那段帝国时代是欧亚两洲，乃至整个世界近代不可磨灭、无法回避的历史记忆。

前言

【序幕】



多少个世纪以来，一拨又一拨的游牧民族从中国的边境出发，沿着高耸的欧亚大草原，经过土耳其斯坦，一路向西迁徙。这些以畜牧业为生的族群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住帐篷，骑着马和骆驼，畜养着成群的牲畜，这些牲畜也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衣服。他们在季节性的草场之间来回迁徙，并且周期性地迁往更远的地方，以寻找水草更丰美的牧场，或躲避相继而来的类似的游牧部落。有时候，他们会拿出自己的畜牧产品，与城镇居民或农民交换他们所能提供的物产。偶尔，他们也会在有水源的绿洲停下脚步，过起农耕的生活。为了维持他们的畜牧业经济，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不得不与自然界中的种种力量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在这一过程中，这些隶属于松散的部落联盟的封闭的小族群，获得了特有的活力、技能，并形成了自己的制度与习俗。

在这些游牧民族中，有一个分布广泛而充满活力的民族，被中国人和其他邻近的民族分别称为“突厥”或“Dürkö”。据说，这个好战的民族得名于其发源地一座形似头盔的山。突厥人*初被视作匈人的一支，他们也是蒙古人的近亲，跟芬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先祖也有亲缘关系。

6 世纪，突厥人征服了另一个与他们相似的民族，开始统治大约相当于今天蒙古国的地区。接着，他们三面出击，将其版图向北、南、西三个方向扩张，占据了草原上一大片广阔的土地，创立了空前庞大的游牧民族帝国。伴随着领土的扩张，突厥人不再受统一政权的管辖，但仍然保留了种族和语言上明显的共同特征。在不同族群的突厥人之间，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在他们的萨满教信仰中，土、空气、火和水这些自然元素之神都是突厥化的。很快，突厥人脱离了简单而未开化的生活状态，在他们的父系氏族社会的内部建立了自己的文明。他们的领袖获得了远超部落长老的权力，同时还控制着附庸的其他部落。

一些被统称为乌古斯人（Oghuz）的突厥部落在塞尔柱（Seljuk）家族历代酋长的率领下向西迁徙。据说，他们的迁徙路线得到了一匹灰狼的指引。8 世纪早期，他们抵达位于河中地区（Transoxiana）的撒马尔罕（Samarkand），确立了对中亚西部的统治。与此同时，另一个民族也迅速完成了扩张。建立了伊斯兰哈里发国的阿拉伯人从阿拉伯半岛出发，向东、北两个方向进军，势不可当地征服了波斯帝国。在强大的阿拉伯人面前，突厥人的政权土崩瓦解。不过，两个民族之间的商业和文化联系却一直延续下来。他们通过骆驼商队进行贸易，交换农业和畜牧业产品，互利互惠。不仅如此，突厥人还从9世纪开始抛弃了自己的异教信仰，皈依了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很快就注意到了突厥人的军事素养。除了拥有坚忍、自律和深谋远虑等品质之外，突厥人还在游牧生活中磨炼出了尚武的精神、惯于迁徙的习俗、精湛的骑术和难得的骑射技艺。因此，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开始征募突厥人入伍。这些皈依了伊斯兰教的士兵成为高等级的奴隶，并且可以通过晋升逐步提高其社会地位。到了9世纪末期，阿拉伯帝国中大部分的军事指挥职位和大量的政府职位都被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人占据了。到了11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衰败，土耳其人（前文中的突厥人和后文中的土耳其人，在原文里都是Turks。为了适应中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在本书中，译者以塞尔柱王朝的崛起作为时间节点，区分这两个含义相近但又不全然相同的称呼。相较而言，突厥人的含义更为广泛，而土耳其人通常指与后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发源关联更紧密的部分突厥族群。——译者注）的塞尔柱王朝填补了权力真空。塞尔柱帝国吸收了其他由土耳其人建立的伊斯兰小国，并按照阿拔斯王朝的传统建立起一个伊斯兰国家。塞尔柱帝国恰如其分地用弓和箭作为其权力的标志，并将其版图扩展到了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这样一来，这个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开始定居下来。

与匈人、蒙古人和昙花一现的阿瓦尔人等历史上其他的游牧民族不同，塞尔柱土耳其人在崛起的过程中，用一种持之以恒且富有成效的方式去迎接定居生活带来的挑战。为了适应定居文明的需要，他们改变了自己的传统和制度，以富有建设性的治国才能为帝国添砖加瓦。他们在历史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使得古老的伊斯兰世界在社会、经济、宗教和知识层面上都取得了进步，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这些草原上的牧羊人和战士变成了城镇居民——行政人员、商人、工人、手艺人、地主和农夫，他们兴建道路、为商队服务的旅店、清真寺、学校和医院。他们培养学者，鼓励学术，沿着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此前留下的足迹继续探索哲学、科学、文学和艺术。

然而，在塞尔柱帝国之中，仍然有大量处于自治状态的土耳其人，没有接受定居的生活和中央集权的统治，依旧作为游牧民在高原上徜徉。他们与其他游牧部落结盟（其中的一些仍然保留着异教信仰），组成了一个个军事团体。这些军事团体*初正是塞尔柱帝国军队的中流砥柱。而现在他们不停地骚扰过上定居生活的省份，不服管教，掠夺成性，让中央政府十分难堪。他们拥有独特的文化，对事物持与众不同的观点，实际上成了塞尔柱帝国内部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被统称为土库曼人（Turcoman），尽管严格而言，这一称呼只适用于其中的穆斯林。

塞尔柱帝国中*强大的武装，是此前风靡的“加齐”（Ghazis）运动的产物。所谓“加齐”，即神圣的“信仰的勇士”。其成员是形形色色的志愿兵，但其中以生计无着的流浪汉、逃亡者、心怀不满者及失业者为主。他们得到的任务是打击异教徒，而他们本身*重要的作战动机则是劫掠。通常，他们会作为边疆战士从伊斯兰世界的边境出发，对外发动突袭。11 世纪，他们来到西方的小亚细亚半岛，出没于塞尔柱帝国和拜占庭帝国之间局势动荡的边境地区。在这里，加齐们面对的对手是“边防军”（Akritai）——来自希腊的边疆战士和劫掠者。边防军的作战方式与加齐们十分相似，同时也一样不受任何中央机构的管辖，时常被视作加齐们的“难兄难弟”。此外，其他形形色色的土库曼人也会为了寻找新的牧场而来到边境地区，并与加齐们一道参与突袭和劫掠。此时，拜占庭帝国的防御能力正在日渐衰弱。

然而，塞尔柱帝国的苏丹们的主要目标是向南征服一个伊斯兰帝国。因此，为了确保叙利亚一线的侧翼安全，他们不希望与基督教拜占庭帝国开战。尽管如此，好战的加齐和四处劫掠的土库曼人还是让塞尔柱帝国卷入其中。塞尔柱帝国政府不得不正视加齐和土库曼人的力量，并且在可能的时候为己所用。塞尔柱苏丹图赫里勒（Tughrul）设法让那些圣战士不再在帝国内的穆斯林省份劫掠，而是引导他们投入针对基督徒的亚美尼亚——拜占庭帝国内一个对中央政府心怀不满的边境省份——持续不断的战争之中。在亚美尼亚取得战役的胜利之后，圣战士们更加恣意地劫掠，一直从安纳托利亚的东部深入到中部，甚至远达爱琴海沿岸。

尽管拜占庭帝国在持续衰弱，但面对这样的袭击，皇帝罗曼努斯四世·狄奥吉尼斯（Romanus IV Diogenes）认为必须予以回击。为了夺回亚美尼亚的控制权，他纠集了一支主要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成分混杂的大军，向土耳其人进军。结果，1071年，拜占庭帝国的皇帝在历史性的曼齐刻尔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中战败，皇帝本人也被塞尔柱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Alp Arslan，尊称，意为“英勇之狮”）生擒。这场两个帝国和两种信仰之间的历史性的战役，希腊人将永远铭记，并称之为“可怕的一天”。在这场战役之后，小亚细亚半岛永远地向土耳其人敞开了大门。

齐刻尔特战役为未来一系列更远的土耳其人远征铺平了道路。然而，在当时，这场战役的胜利并没有给被征服地区带来什么突然的改变。这是因为获胜的并非塞尔柱帝国的正规军，而是由好斗的穆斯林部落组成的非正规军。因此，这场战役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由各色各样的加齐团体占据的边境地区的范围从小亚细亚半岛的东部扩展到了中部。土库曼游牧部落也跟随着加齐们的脚步畅通无阻地来到了新的土地。

土耳其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有着杂糅的特点，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隔阂。被征服的安纳托利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不会把土耳其人看作彻头彻尾的外邦人。“消失的只是拜占庭人留下的表面上的油漆，”保罗·维特克（Paul Wittek）写道，“取而代之的是伊斯兰文化留下的油漆，当地的文化底色则保留了下来。”注意力仍旧集中在伊斯兰世界的塞尔柱帝国也无意彻底改造被征服的地区。在释放了被囚禁的拜占庭帝国皇帝之后，塞尔柱帝国心满意足地正式吞并了被征服的地区，并委派一位名叫苏莱曼（Suleiman）的塞尔柱贵族掌管该地区。随着11 世纪临近尾声，**次十字军东征的兵锋开始触及小亚细亚半岛，导致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的领土边界变得十分不稳定。

一直到12 世纪中叶，塞尔柱人才将其注意力由旧的伊斯兰世界转向小亚细亚半岛，决心以科尼亚（Konya）为都城，建立一个具有伊斯兰特色且根基牢固的国家。这个国家将拥有自己的苏丹和有效的政府组织，版图覆盖安纳托利亚中部地区。它被其他伊斯兰政权称作鲁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这个名称在阿拉伯语中意为“罗马的恺撒辖地”，表示这个国家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残余领土。而在曼齐刻尔特战役结束一个世纪之后，拜占庭帝国的基督徒们又在密列奥塞法隆战役（battle of Myriokephalon）中受挫，只好与统治得到巩固的塞尔柱政权和平相处。双方确定了一块“边境地区”，在这一地区的后方，拜占庭帝国继续统治着安纳托利亚西部。由于鲁姆苏丹国的塞尔柱人源自统治着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他们在伊斯兰世界获得了普遍的尊重。在这样的环境下，鲁姆苏丹国逐渐成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国家，并在13世纪前半叶达到了鼎盛。

但好景不长，一次全新的、更具破坏性的游牧民族入侵落到了鲁姆苏丹国头上。这次入侵的主角正是与鲁姆苏丹国有亲缘关系的蒙古人。像曾经的突厥人一样，蒙古人横扫欧亚大草原，向北入侵俄罗斯，向东进入中国，向西则穿越整个亚洲，席卷了伊斯兰世界。成吉思汗在13世纪初发动了蒙古人的远征，而他的继承者们也在继续推动着他的事业。土耳其游牧民在蒙古人的压力下被迫迁徙。*终，新来的土库曼人和小军事团体遍布小亚细亚，使得以科尼亚为中心的塞尔柱国家内部的形势越发紧张。紧接着，蒙古军队对这里发动了猛烈攻击。1243年，在锡瓦斯（Sivas）和埃尔津詹（Erzinjan）之间的克塞山（Köse Da?），此前未尝一败、得到拜占庭附庸军和雇佣兵增援的塞尔柱军队被蒙古军队彻底击溃。于是，蒙古人随心所欲地占领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土地和城市，整个小亚细亚半岛的历史进程在一天之内天翻地覆。如同统治波斯的大塞尔柱帝国一样，塞尔柱人的鲁姆苏丹国也风光不再，科尼亚的苏丹们成了蒙古人的附庸，向旭烈兀治下的蒙古保护国称臣。然而，就像其他征服了定居民族的游牧民族一样，蒙古人的霸权也转瞬即逝。他们在小亚细亚半岛上的统治仅仅维持了一代人。但是，取代蒙古人统治小亚细亚的将不再是塞尔柱人。

此时，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又恢复了以往那种没有任何中央机构管辖的边境地区的文明生态。边疆战士再一次开始了掠夺。他们在拜占庭帝国的边境地区畅行无阻，肆意劫掠，甚至攻城略地。很快，就有各种不同的人群加入其中。土库曼部落像以前一样参加了进来。此外，来自覆亡的塞尔柱人国家的成群的逃亡者也加入其中。更重要的是，一些“神圣的人”，即来自非正统的伊斯兰教派的谢赫（sheikh） 1 和托钵僧也逃离土耳其斯坦和波斯，来到了小亚细亚半岛，并且帮助土耳其人重新燃起讨伐异教徒的热情。

此时，权力落到了加齐们的手中。在宗教热情和对土地与战利品的渴求的鼓舞下，他们几乎兵不血刃地涌进了小亚细亚半岛的西部。他们能够做到这点，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拜占庭帝国防御能力的衰落。本来与加齐们具有相似特性的拜占庭帝国边防军，也由于受到内讧的希腊人政府的忽视，而几乎未能对加齐们的攻势做出任何阻挠。到了公元1300 年，拜占庭帝国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其在小亚细亚半岛西部的大部分省份。一些部落领袖成了定居国家的统治者，有大约十个这样的加齐小国在这一地区兴起。其中的一个，其统治者名叫奥斯曼（Osman）。这个国家终将成长为一个强大的世界霸权国家——奥斯曼帝国，来填补拜占庭帝国衰亡之后留下的权力真空，并且屹立超过六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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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

相关资料

想要恰到好处地呈现目标主题，需要两种天赋：作者必须是形象刻画的大师，也必须是叙事写作的大师。金洛斯勋爵在这两方面的技艺都炉火纯青。

——世纪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对作者的评价



关于世界历史上一个*伟大帝国之繁荣兴旺和缓慢衰败的再分析……文笔富有魅力和卓见。

——J. C. 赫尔维茨（J. C. Hurewitz，1914—2008），美国杜鲁门总统内阁资深政治分析师，哥伦比亚大学中东研究院院长



一幅绵延六世纪的宏伟画卷……这本书应该被每所大学纳入“伟大的书”榜单。

——《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

作者简介

[英]帕特里克·贝尔福，第三任金洛斯男爵（1904—1976），苏格兰历史学家、作家、记者。

1925年，贝尔福从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开始了记者和专栏作者生涯。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贝尔福作为贵族子弟，加入了英国皇家空军，在情报部门工作。1944年到1947年，贝尔福赴英国驻开罗使馆任职，总管宣传部门，从此开启了他与中东、土耳其的不解之缘。

1947年之后，贝尔福回到自由职业。终其一生，贝尔福不是在伦敦居住，便是在中东游历，成为中东事务和历史的专家。1952年，贝尔福受英国政府委托，写作了一部经典而极富争议的土耳其国父传记，即《阿塔图尔克：一个国家的重生》。此后他还创作了一系列历史作品，包括《希腊肖像》（1956）、《埃及肖像》（1966）、《两海之间：苏伊士运河的建造》（1968）、《摩洛哥》（1971）、《圣索菲亚大教堂：一部君士坦丁堡的历史》（1972）等。贝尔福深知，这些书其实都是对奥斯曼帝国昔日江山的局部写照。在他生涯的*后，贝尔福终于能够以一部《奥斯曼帝国六百年》（1977）交代自己对中东大地的一生热爱。这本书于贝尔福去世后一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