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员主体地位研究

　　《党员主体地位研究》：　　“方法引导着走向智慧。”当政党研究越来越受到大家重视的时候，190多年前斯宾塞的这句名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提醒和驱力。有关政治学研究科学化问题的呼吁业有经年，各方学人为此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时有洞见之成果呈献给世人，这应该是令人高兴的事情。然而，在政治学诸多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者中，此项科学化原则贯彻起来仍然显得不无困难。而在政党研究中，此类有悖于科学化的研究似乎也同样时有所见。诚然，我无意否认中国政党研究的丰硕成果以及学人在此间的艰苦耕耘，但是回顾当下中国政治发展的生动实践，嘱望未来中华民族前进的美好图景，我深感非科学化的政党研究对于推进中国政党发展于事无补，甚或多有贻害。故而，因应政党研究的科学化诉求并进而推动中国政党研究的范式发展，乃是极有意义之事了。一、科学化是政党研究的重要诉求　　（一）科学的政党研究：西方学者的持论　　著名西方政治学家达尔指出：“当政治学者凭借细心的观察分类和测量等方法审慎地将一般原则和理论同经验数据相验证，那么经验政治分析在方法上就是科学的，假如这一方法果真产生了经过验证的具有相当普遍性的命题，政治分析在结果上也可视为科学的。”①　　显然，达尔是从方法上的科学性来对政治研究的科学与否进行界定的。在达尔看来，无论是哪一种政治研究，科学的方法都要求政治分析者排除任何先人为主的研究做法，抛弃那种用既有的理论规范去界定事物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寻找事物的本质并得出价值判断的研究方法。科学的政治研究类似于自然科学一样，把研究对象放到分析者的经验世界中进行观察，经由这种调查统计、数据归纳等可以经验证明的方法，找出研究对象的变量关系，进而认识事物的关系现状。　　可见，达尔对政治研究的科学性的理解从根本上来说是实证功能主义的而非本质主义的，是对运用思辩方法对政治问题进行描述求证这一传统政治研究的反动，科学的政治研究是要有实证性、客观性、精确性、计量性的，而非相反。正如罗斯金所指出：“现在大多数人认为科学就是由实验和资料证明的精确性和真实性。”①　　就像这些学者们自己所看到的，政党现象决不是如自然之物可以放到实验室任由研究者进行解剖分析，政党研究因为政治活动中人的主观因素的存在而具有不确定性，那么这样一种科学的政治研究怎么可能存在呢？　　对此，达尔说道：“但是，减少不确定性总比完全不确定要好，没有人真的认为，系统的探讨永远不能增进知识并由此减少不确定性”，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关于政治生活的唯一的确定性或许就是它的不确定”。②也许达尔还是相信实证的可以量化的研究仍是获得这种不确定性的确定的科学研究。　　另一个政治社会学家迪韦尔热似乎对此作出了同意式的回音：“人们确实认为，关于科学的观念是建立在严格的决定论之上的，根据这种理论，有什么样的前提A，总会导致有什么样的后果B，两者的联系恰恰反映在一条科学规律中。”但是，迪韦尔热又进一步指出，这种研究中成为基础的则是统计决定论。“人们不再声称A因素必然导致B因素的产生，而是说继A之后出现B的可能性大小如何。多数情况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相反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