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

几乎没有哪一位美国短篇小说家像雷蒙德·卡佛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那样受到赞誉。由于他那简约而口语化的文体暗示着某种虚幻和神秘的东西，评论界称他为极简主义小说之父。作家和文学教师崇拜并模仿他的风格。读者喜爱他所写的关于贫困劳动者生活的冷峻故事，这些故事常常妙趣横生，有时超然物外。他描写了他们的拮据、酗酒、痛苦的婚姻和叛逆的子女；描写了因运气不好或疏忽而非故意造成的无法表达的内心危机。卡佛熟悉那个领域，因为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其中度过的。 卡佛为帮助他成就了文学事业的生活经历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当卡佛收到他的**部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的校样时，他和他的中学教师妻子刚刚通过一个联邦破产法庭摆脱了他们的债务。当卡佛坐在加州库比蒂诺自己家的餐桌前修改这份校样时，他喝着伏特加。 一九七六年三月，《请你安静些，好吗?》出版后的第二天，卡佛的两位朋友一大早赶到他家里。他们不是来祝贺这本将获得国家图书奖*后提名的小说集的出版，而是来开车送他们夫妻去县法院出庭。他被指控为获取失业救济金撒谎。他们一行动身时，玛丽安·卡佛从桌子上的一堆书里拿了一本亮白色的书。这本书是献给她的，是他们十九年婚姻结出的果实。她要向法官出示这本书，作为她的丈夫还是一个有前途的男人的证据。她希望能够使他免受牢狱之灾。她要说明，他是没有实现的梦想和酗酒的受害者。 实际上，《请你安静些，好吗?》是标志着卡佛的文学生涯走上正轨的一本书。当时三十八岁的卡佛已经开始在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还在《先生》杂志(1) 上发表过两篇小说，但是，这**本书却姗姗来迟。 它来得几乎太迟了。 酒精控制卡佛生活的时间比他愿意承认的还要长。对加州政府说谎不是卡佛在因酗酒而沉沦的后期所犯过的*严重的错误。他后来写道，他和玛丽安“奉为神明的所有东西、所有精神生活的价值［已经］土崩瓦解”。 当卡佛在一家诊所——他正是在这家诊所戒了酒——的休息室里经历了一次酒精的戒断反应之后，他的命运女神走近了他。一名医生当时告诉卡佛，再次酗酒将会给他造成无法救治的脑损伤；他的**本书有可能成为*后一本。不顾医生的严重警告，卡佛继续酗酒、戒酒，在故态复萌中又度过了两年。当他的酗酒越来越厉害时，他愈发千方百计地向除家人和好友以外的所有人隐瞒他的问题的严重性。家人和好友忧心忡忡，但是他们无法影响他。 不过，卡佛*终还是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在一长串不可救药的美国酗酒作家中成为少有的一个例外。他*终自己做出了戒酒的决定。*后一次喝酒的那天是他获得新生的生日，成为下一个十年的起点，他把这十年称作“肉汁”——使粗茶淡饭更好吃的调味汁。 在他清醒的十一年间，卡佛做出了一些改变工作和环境的困难决定。他喜欢不期而遇的奖赏、爱慕和自由。当他在一九八八年去世时，他的短篇小说集《我打电话的地方》才面世不久，《纽约时报》将其列为二十世纪后期*受欢迎的书籍之一；他刚刚花费五年时间完成了他的第三部诗集。卡佛的作品以二十二种文字出版，伦敦《泰晤士报》把他称为“美国的契诃夫”。他是一位全职作家，受到新闻界的赞誉，以作品的版税和美国文学艺术学院所提供的一笔丰厚的五年津贴为生。 *终，卡佛是以他所经历的一切以及他相信比他本人更有生命力的作品来衡量自己的成就的。尽管如此，他不是一位圣人，而且缺乏必要的自制力——他仍然是一个神经质、易着迷、惹人喜爱的孩子气的男人，同时吸烟成瘾、依赖大麻。而他则把自己*后几年的多产归功于不再酗酒：“我曾经戒了酒，比起我生命中的任何事情，我更为此感到自豪。” 卡佛喜欢说他过着两种生活，有时还说到两个人，坏人雷和好人雷(1)，以其对小说人物所持的迷茫而富于同情心的超然目光审视自己。当然，他是过着一种生活的一个人。坏人雷和好人雷集于一身比他想象中的一分为二更为复杂、更有人性。 当卡佛选择米兰·昆德拉的一句话作为他*后一部短篇小说集的卷首引语时，他承认了自己的一生具有不可改变的唯一性。昆德拉说的是，一个人不可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可能在一生中使自己臻于完美。当卡佛不再酗酒时，他变成了一个更加自信而且更加幸运的人，但却没有变成另外一个人。在康复的过程中，他接受了自己，并对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惊奇。决意专注于写作仍然是他真正的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