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源流美国社会科学的起源

导言　　美国社会科学因其民族性起源而具有鲜明的特色。就像实用主义、新教原教旨主义或抽象表现主义那样，社会科学是现代美国文化的特有产物。它的自由主义价值、实用性偏好、肤浅的历史观和对技术专家治国论的信心，是公认的20世纪美国的特征。对于国内外的批评者来说，这些特征造就了无关历史的、科学的美国社会科学，使其缺乏对历史差异性和复杂性的重视。对于它的支持者来说，对科学方法的鼓励、对历史多变性的摆脱和对美国社会的实用性则都是其值得称颂的特点。虽然由于频繁的小失误，这些目标一再受到损害，但将其视为美国社会科学的独有特征仍然是很合理的。对于美国社会科学而言，它的显著特点在于借鉴自然科学而非历史科学建立，并嵌入典型的自由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中。　　美国社会科学这种显著的特点对于美国的社会实践和社会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历史世界是人造的世界，它由人、制度、实践和语言构成，这些都是由人类的经验环境创造的，并通过权力的结构得以维持。历史学可以使我们获得一种对历史经验的批判性理解，并使我们可以去改变塑造这些历史经验的社会结构。相反，20世纪美国社会科学中主流的社会模型则主张用一个假定先在的自然过程去理解历史。在这里，社会世界是由对自然刺激做出反应的个体行为构成的，资本主义市场和现代城市社会都可以被理解为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被导向了对自然进行量化的、技术性的操控，并对美国社会持一种理想化的自由主义想象。当20世纪美国文化逐渐失去方向，其社会伦理不断受到腐蚀时，我们有必要仔细审查这种漠视历史的策略。　　笔者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美国社会科学的三个核心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部分是关于18世纪欧洲和19世纪早期美洲的社会科学起源。这两章引入了本书的历史和概念框架，在较小的空间内压缩了大量材料。本书的主干部分，渐次展开论述的是美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形成时期，这大约是1870年到1929年之间。尽管这一时代的开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德国历史模型的影响，但是*终美国社会科学家决定将其学科定位于自然科学取向。虽然渴望科学的更高点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那时定量模型、系统分析、功能主义和行为科学广泛流行，但将社会历史世界潜在地视为自然过程，并为其寻找一条自然科学的路径的意识，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牢固树立。　　笔者相信，美国社会科学应当将其独有特征归结为它与美国例外论这一民族意识形态的联系，这一观点认为美国基于其共和政府和经济机遇而在历史上占据特殊地位。这种民族的自我认知和社会科学，都是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理解现代社会的特征与命运的努力中出现的。美国人相信，共和制度的成功建立以及这块未经开垦的大陆所带来的自由机会，可以使美国成为千年王国，能够免除未来可能出现的质变，譬如现代性在英国造成的大规模贫困和阶级冲突。内战前，这种美国例外论的观点将其社会科学引入了让时间静止的努力中。社会科学家找到了历史和自然的确定法则，它们将使得业已建立的国家制度永存不朽。　　内战的经历、迅速的工业化和宗教承诺的衰落带来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民族危机，从而迫使美国人开始以一种现代意识来理解历史：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质变过程，由其内在力量主导和推动。在工业化和阶级冲突的影响下，美国人开始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他们也会经历欧洲走过的历史过程，阶级永远都存在，甚至社会主义也有可能在这里发展起来。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修订了美国例外论。他们提出，美国自由主义和共和理想的实现依赖于在欧洲创造了自由现代性的同一种力量，依赖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科学的发展。美国的独特条件非但不会在这块大陆上限制现代性的充分作用，反而会更好地支持它。　　但是，考虑到人们对例外论理想的长期信奉，我们也就不会对把美国带入西方自由历史的努力的不彻底性和含糊性感到奇怪了。一些社会科学家在将他们的研究定位为历史取向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如果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着或明或暗地与主流社会科学模式相左的另一种念头，人们也就不会对描述社会科学的科学化轨迹有那么大的兴趣。但是大部分社会科学家都试图在历史内部或历史之下找到自然的基础，以避免驱之不去的对衰落的担忧，并确保未来一个和谐自由社会的实现。在这种自由模型中，历史只在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展现，它使得美国接受改变，它也同样引起人们对变迁的恐惧，因此，许多社会科学家反而急于强调历史服从于科学规律。　　到了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工业社会的迅速发展、对变迁的深入回应以及“一战”的经历，产生了一种告别过去的新观念，并加速了历史的转变。在这样的条件下，美国社会科学家寻找的是更为严苛的技术控制的方式。他们发明出多元主义、行为主义和统计模型等来刻画这个不断流变的自由世界，并不断创造着其美国模式。随着时间的推进，历史令人沮丧的不确定性也被转变为可控的自然过程。　　通过审视美国人对历史的理解和对历史变迁的回应来解释美国社会科学的科学与自由主义立场，似乎是一个兜圈子的过程。在我们手边就有一些粗略的现成答案。美国社会科学家倾向于将美国社会科学对科学的渴望，仅仅看作社会科学内在的科学冲动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将视线投向不同时代和国家时，就会发现科学在处理社会历史事件时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在18世纪和19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科学只是被粗略地理解为系统的自然知识，其科学方法模型包括从牛顿的归纳和演绎方法到赫尔德［J.G.Herder］与哥廷根的学者们［GottingenGelehrten］的批判哲学。出现了包括孔德、斯宾塞和达尔文在内的各种历史进化论经验主义流派。所有这些模型都是美国社会科学家借鉴的对象，而且从19世纪早期开始，他们就发现了这个领域内许多具有吸引力的视角。19世纪晚期时，人们基于科学方法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研究目标，但是这些新的科学标准并没有对结果进行预设。研究方法必须适应其主题这一古老规则仍在发挥作用，从而为解释留出了广阔的空间，尤其是当社会科学的研究主题从一开始就是历史本身时。所以，要解释美国社会科学家所选择的特定科学立场，就必须追溯其特定的历史意识。　　对于美国社会科学独特性的另一个常见解释是，它们仅仅是如实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独有特点。美国社会科学之所以是清一色的自由主义，是因为美国社会和政治文化都是统一的自由主义；它之所以是实用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是因为美国人都是务实且重视技术的民主党人。对于后者的反驳是，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社会科学并不是务实的北方美国人自己发展的，而是由一个根植于道德哲学、日益学术化且赞同美国社会精英价值的阶层发展起来的。即使他们关注实际权力，也是因为他们普遍感到自身多少与之存在着距离。　　因此，对美国社会和政治的自由主义解释未能揭示美国经验的复杂性。美国自由主义思想者，如*著名的路易斯·哈茨［LouisHartz］，就强调美国的政治文化从一开始就完全是自由主义的，并将自由主义界定为贪婪的个人主义。美国例外论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美国由于缺少封建主义而没有社会主义，由此，美国政治被限定于自由主义的共识。但是在本书中笔者认为，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美国政治学的概念框架是在新教、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关于美国的理念交汇中产生的。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中不止具有自由市场的价值观，也包含了新教与共和主义在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和历史变迁问题上的矛盾观点。这种意识形态创造的不是一种稳定的自由主义共识，而是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摇摆。这一例外论框架引发并内含着冲突，它的包容性力量被不断地检验和捍卫。即使社会主义没有作为一种主要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崛起，工业化也仍然会带来阶级冲突的问题和社会主义的威胁。在美国例外论的压力下，这种问题和威胁就显得更加严重了，并迫使社会科学家做出自由主义式的回应。他们以完全自由主义的语言重新界定了美国例外论的理想，并将这些术语上溯到共和国的起源。哈茨对美国经验的理解本身，就是自由主义视角下美国例外论的产物。　　此外，美国经验在西方国家中的独特性被夸大了，因为每一部民族历史都是由普遍与特殊的因素交互塑造的。在欧洲国家发展起来的社会科学也同样与自由主义相关，并试图追求科学性。但是这些普遍因素是在他们所处的历史文化中被塑造的，因此每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都承担着不同的政治任务，而且处于美国所谓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不同位置。德国文化受历史学派的影响*深，其中知识的［Wissenschaft］社会科学模型也是如此，从自由的罗雪尔［Roscher］和韦伯［Weber］到激进的马克思［Marx］和曼海姆［Mannheim］都是如此。在法国，史学与理性哲学和实证科学共同发挥影响，但从托克维尔和孔德之后开始持续影响人文科学［lesscienceshumaines］。英国也同美国一样，比起欧洲大陆的国家来说，受到历史思维的影响较小，但又不像美国那样较多地受到自然科学模型的支配。社会学和政治科学作为独立的学科，并没有与经济学一起，成为一种特殊的科学性知识门类；相反，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仍然保持它们19世纪时的联合形态，作为大学研究而存在。　　但是，这些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属于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例如，我们会发现，美国与欧洲大陆国家之间的相似性在英国是不存在的，这种相似性反映在19世纪晚期美国与德国、法国共有的民族危机意识以及对历史变迁的关注。我们也将发现，美国逃避历史的愿望使其历史意识在19世纪早期与欧洲分道扬镳，却与20世纪早期欧洲现代主义历史意识更加接近。但是，描绘出美国社会科学与欧洲社会科学的异同，可能得再写一本书。在说明美国独特的民族意识形态和社会科学任务与欧洲社会科学的渊源之后，笔者将只在强调美国发展时才会偶尔再进行二者之间的比较。　　因此，为避免任何疑虑，笔者必须澄清本书对美国例外论意识形态的审视是对这种美国独特性观点的批评而非认可。尽管声称要将美国社会如其所是地描述出来，但例外论即使没有歪曲这个世界，也只是提供了一种简单化、理想化的美国想象，夸大了美国的独特性。即便如此，关于美国独特性的观点和美国例外论的意识形态仍然在美国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深刻地塑造着其社会结构和政治思想。笔者相信，这种意识形态使得美国经验与其他国家相比更加与众不同，而不是美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与众不同。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笔者倒是赞同某种意义上的美国例外论。但笔者对这种意识形态进行历史主义的批评，是为了减弱它在未来的影响。　　在此项研究中，笔者使用的方法是概括美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主线，而不是描绘其全景。该方法试图解释深深嵌入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根本动力，这一动力机制将美国社会科学的核心与美国历史联系在一起，并且只有在历史长河中去审视社会科学家们真正的价值和预设时，才能发现这一动力。　　因此，笔者的方法是思想史［intellectualhistory］，意图重构社会科学家在其中工作的话语。笔者将话语理解为对话，它在时间过程中发展起来，围绕特定问题，为对方设定讨论用词，并对参与者的不同意图做出回应。话语是众多的且相互交叠的，尽管如此，笔者在此还是将该词限定为意指围绕现代社会、政体和经济成长起来的学术讨论传统，以及关于美国在历史中的例外地位的全民性讨论。　　这样一种处理思想史的方法必将引申出两个方向。话语是由语言、特殊的习惯用语或修辞，以及参与其中的人的行为或说话方式组成的。因此，我们能够区分一种话语的语言和它实际的运用方式。一门语言提供了一套独特的逻辑和修辞语库，因此有一系列独特的可能性和限制。它可能被用于表达不同的观点，可能被用于策略性目的，也可能会对其参与者和听众造成使用者意想不到的效果。以这种方式理解的话语，超出了语言形成和传播的背景。语言源于生活并成为人们生活的参照，它与周围的历史是不可分离的。引发美国社会科学家对话的问题，以及他们在这种对话中所表达的意图来自他们所处的学术和历史背景。对话语的关注使得笔者在他们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所形成的历史世界中去确定他们的语言。有时我们会发现，一门口头语言会成为某个政治阶级、学科或职业的意识形态。　　笔者通过关注在每一个历史关节点上推动话语发展的关键人物来展现社会科学的话语。这些人设法解决其话语体系为他们设立的问题，并提出了独特的且富有启示性的解决办法。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所处时代或其后若干代中*有影响的人物。在每一个关节点上，笔者将在必要的范围内呈现尽可能多的声音，以显示那些发展的主线、重要的变化，有时也包括那些证明了话语规则的杰出人物。当历史进入20世纪，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本书所讨论的人物即使精挑细选，也难以做到面面俱到。笔者的选择基于这些年对美国社会科学家著作的大量阅读，当然无法做到全面阅读，以及大量的二手研究。大体上，笔者通过分析经典的美国社会科学著作来对其进行批判，而不是通过夸大它们来进行，并小心注意着分析和夸大之间的界限。　　在将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界定为核心社会科学时，笔者并没有将历史学、心理学和人类学包括在内，虽然这些学科通常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笔者将相当多的注意力集中于历史的学科，是因为在19世纪它与政治学完全交叠在一起，在各门社会科学都努力摆脱历史学的情况下，它理所当然地成为关注的中心。笔者之所以较少关注心理学和人类学，是因为它们的生物科学和自然史起源使之具有完全不同的关注点。在美国社会科学形成的几十年中，它们只是部分地、间接地卷入到美国例外论的共同话语中。但是，当它们成为社会科学家讨论的中心时，笔者会将其引入讨论中。随后，约翰·杜威［JohnDewey］的实用主义的发展，以及功能主义、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扩大，使之成为社会科学话语的核心。人类学在此扮演的角色则更为次要一些，它是作为一种批判的方法、一种对进化理论和种族理论的支持而存在的，稍后，经由博厄斯［Boas］的文化人类学发展而成为一种进化论的溶剂。　　笔者还必须指出的是，部分出于方便的原因，在本书中笔者使用“社会科学”与“社会科学家”作为集体名词来指代所讨论的不同传统和思想家。尽管存在差异，但我们还是可以辨别出这些名词所代表的统一性，尽管在美国这种集体性指称直到20世纪早期才成为一种共识。因此，从一开始，就应当避免将本书中所描绘的具体历史背景与错误的时代联系在一起。　　与这些章节中讨论的那些书一样，本书也是由作者的意图及与意图相关联的话语塑造的。不论承认与否，对过去的重构通常就是一种与过去的对话，而且笔者也相信，对历史的写作就是通过更加自觉地追求这种对话而从中获益。在某种意义上，笔者写作本书的目的十分简单。作为美国思想史的一名学者，笔者想要把社会科学的研究更加充分地整合到对美国文化的研究中，这样历史学者就能更容易地理解研究的主体，我们也能更加细致地考虑当社会思想部分地转变为社会科学的时候，美国究竟发生了什么。　　本书的更大目标是通过说明社会科学的选择在何种程度上是根植于历史的，进而提出这些选择是能够进行再检验的，不过笔者对其成功所抱的希望较小。社会科学家可能会有“好理由”来选择科学道路，但这些理由都处在他们历史意图的包围之中。假如有这种后知之明，我们也许可以找到更好的理由去做出不同选择。笔者个人的观点是，世纪之交发生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分离，以及同时期历史学家从同行们的综合性关切中撤出的做法，对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都是不利的。　　这些判断和关注，使得本研究对过去二十年里美国的历史编纂中两次部分交叠的运动深感同情：**项是在历史编纂中广泛使用系统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理论；第二项是充满活力的新左派历史编纂的兴起，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反驳美国历史界的自由主义传统。对于这些不同的运动，笔者并不同意他们的所有主张。相当多的社会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史学家都被社会科学的自然科学模型所吸引，他们试图不加批判地将其引入史学研究；而一些左派历史学家，在笔者看来，则为了理论而牺牲了太多的历史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说，对这些新取向的同情使得笔者对这么多20世纪社会科学的历史空洞性感到惋惜，也使笔者看到了科学主义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是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对社会思想施加政治的和非历史的限制。发生于20世纪早期的专业辩论，也在经历了大量激烈的争论之后，使得每一门社会历史知识走向了其各自的专业化领域。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促成本书的*主要思想因素来自波考克［J.G.A.Pocock］的著作。虽然它出自与笔者所关注的完全不同的学术和政治背景，但《马基雅维里时刻》［TheMachiavellianMoment］一书以极为重要的方式聚合了这些背景，并有力地表达了将美国思想史扩大到传统自由主义解释之外的愿望。更为重要的是，笔者在《马基雅维里时刻》一书中看到了本书所讨论的社会科学家们的起源。波考克的作品为笔者提供了美国社会科学的核心问题——美利坚共和国在时代中的命运。它也为笔者指明了这个问题所具有的历史形式，即塑造美国人经历的历史方式的话语，它同时也被这种经验所重塑。*后，这些历史学和美国历史的观点支撑笔者进行长时期的写作，它们促使笔者以一种比预期的更为深刻的层次，尽力去理解美利坚共和国和历史相对主义的问题。这种理解是对历史学家无休止的情景性回归［regressofcontextuality］的唯一回答。这种解释循环虽然对知识施加了各种限制，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历史发生和生活经验的唯一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