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弗兰克在一起

因为面包车起火爆炸，我和弗兰克坐巴士赶往医院。我告诉他如果坐出租车，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弗兰克却说:“我只和母亲一道坐出租车。你不是我母亲，爱丽丝。”
这，是条死理儿。这个孩子一旦认准一条死理儿，就别指望跟他扯别的了。“行啊，”我说，“咱们坐巴士。”
我们坐上巴士不久，弗兰克就发觉了——“他们都盯着我看呢”。
“那又怎样?你看着好玩儿。”这，也是条死理儿。同某些十岁的男孩子一样，弗兰克的容貌是那种天使一般的漂亮：通身的皮肤又粉又白又光滑，深色的眼睛大得出奇，睫毛也修长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一撮雀斑布满了鼻头。一头红色的头发，但不是电视广告里的那种傻傻的橙红色卷发——那一类的孩子四岁时就会入选、上镜；然而到了十一岁，一旦肤色不再红润，体态也显得笨拙了，就会被丢在操场上，再没了从前的宠爱。弗兰克的头发却是爱尔兰赛特犬的赤褐色，在现实中几乎看不到，又光又滑、密密实实，垂在额前，让你觉得他身边始终陪着位发型师，时刻保持它的完美。在早期彩色电影盛行时，那些选童星的星探必定会为他着迷发疯的。
不过这些同车的乘客们并不是被他的容貌惊呆了，至少绝不会是在好莱坞这样的地方——这里，光彩照人的男孩女孩太常见了，就算在城市 巴士里也比比皆是。不，众人盯着看的是，弗兰克的“扮相”。今早我们出门前，他给自己的头发喷了发胶，看起来就像迷你版的鲁道夫·瓦伦蒂诺;随后又穿上翼领衬衫，配白色领带和马甲，外罩圆角上装，下身是便捷晨裤和高筒靴。还有一顶高筒帽，我们乘车去医院的时候，他把它平放在膝盖上。这是因为公交车司机向他赞叹致敬的时候，解释道“一名绅士从来不在室内戴着帽子”。
不戴这顶帽子，对他来说是一种莫大的牺牲——个中滋味，我是整部车内唯一能理解的人。如果要出家门，弗兰克务必要极修边幅，从头到脚一丝不苟，倾全力为之。喜欢八卦、心理健康话题的人管这叫“与季节不相匹配”，时尚达人们则称之为“潮”。
“爱丽丝，你能不能让那些盯着我看的人别再看了?”他问道。 “不能，”我说，“闭上眼睛，你就看不见他们了。” 他闭上了眼睛，又把头靠在我肩上。我几乎就想伸出胳膊搂住他，却又及时制止了自己。他往我身上靠的那一刻，我闻到一股火的味道，或许 是硫黄的气味吧。往常，弗兰克总是散发着一股薰衣草和迷迭香的气味，其中还杂着小男孩的汗味，所以我猜火焰已经燎上了他的衣柜。就算火苗 没碰到他的衣柜，我也得把衣服全部拿去洗衣房，想必得需要到“友好” 租一辆卡车才行。
“他们盯着你看，是因为整个车上只有你一个小孩穿着一身晨间校服。”我补充说。
“我选择这样的搭配，就是因为要‘穿白戴孝’。” 他说着，坐直 了，把脸朝向我，但是双眼还紧闭着。
“你母亲会没事的。”我说，同时希望自己没有撒谎。“纠正你一下，穿白戴孝(Mourning)，是哀悼的孝，不是学生晨装(Morning)的 校。两个词的拼写完全不同。”
“我的拼写不太好。”?“咱们都有自己的强项和弱项。” “我猜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拼写也很差，”弗兰克说着，再次倚靠着我的肩。“拼写差，字写得糟糕极了。虽然有这些缺点，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是在1921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你觉得爱因斯坦的母亲会关心他的拼写和书法吗?”
“大有可能，”我说，“母亲都那样。对细节较真是她们的职业，你不觉得吗?”
弗兰克没了反应，我这才发觉他已经沉沉睡去。这是我乐于见到的。车程还长，他之前几乎没睡觉，一直没有。他一定困乏极了。我知道我自己也是。到了医院不论需要应对什么状况，困乏的身子都是帮不上忙的。火情之后，弗兰克的母亲已经在精神科观察室里住了三天了。
弗兰克的母亲是米米·班宁，是著名的文坛隐士。
在成名或者说成为名人的很久之前，弗兰克的母亲，也就是我的老板，还是十九岁的米米·班宁。当时，来自阿拉巴马州穷乡僻壤的她，从大学辍学，写了小说《投球》。米米·班宁刚满二十岁，这本书就为她赢得了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此书已成了“珍稀动物”——必定为数极少——因为它在初版三十年后，每年依然售出一百万本。《投球》的故事 围绕一名英俊神秘的无名棒球手展开，主人公在全世界面前炫酷之后就发疯了。小说写得简短，结局是有人死去了。各种神秘的原因使它成了全美国每一所初中推荐阅读的固定书目。到后来，这本小说成了灾难情节的标配——悲情运动员或是苦难人物的片子，都用它做道具，主人公的床头柜 如果放了一本《投球》，观众立即心有所感——“哎呀，不妙”。
众所周知，《投球》之后，米米·班宁就再也没写过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