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总第四十辑

　　《中国学术（第40辑）》：　　由于人与物品的流通，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统治技术在这一互动空间中扩散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也能看到关于统治理念的某些有限的融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对于直接掠夺（包括对被征服者的迁移，这在古代为常见）的依赖变少了，更多的则是那些常规性的、可预期的贡品和赋税——让被征服者留在原来的居住地。在与此相关的后来发展中，对平民的财产和贸易征税对于维持国家变得更加重要，而来自那些真正为统治家族所拥有的产业（如皇家林业、矿山等）的财政收入，或者来自国家以及由国家代理人直接经营的生产和贸易的收入，其长期的趋势是在总体上减少。（不过，在二十世纪对来自国有资产的财政收入的依赖有一些重要的复苏：一类情况是那些石油国家，另一类是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科层式行政管理以及以非继承方式遴选官员等做法逐渐扩展，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长期性趋势。重要的是，直到相对晚近时期，没有单一的占优势地位的中心——从那里“*好的做法”播散出来——而是多方向的运动：在十七世纪，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中所提及的中国通过匿名考试来选拔官员，这在许多欧洲人看来似乎太极端了，但是也逐渐被接受；同时这些耶稣会传教士也把绘制地图、编定历法、铸造大炮的技术带到中国宫廷，当时没有人比他们做得更好。没有哪一种类型的统治者是不能从其他人那里有所学有所获的。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狄宇宙（Nicola DiCosmo）以及其他人所表明的那样，游牧民和定居民尽管有着明显的差异，他们也经常彼此互相学习：比如，许多游牧政权实际上建造都城，利用大型建筑来让权力合法化（Barfield1989；DiCosm01999；Turchin2009）。至少在南亚和东南亚，小型国家以海为生，大型的农业国家似乎变得彼此日益相似（Subrahmanyam1993：9-29；Wheeler2015）.　　总而言之，在精英层面上，不难看到政治和社会理念贯穿欧亚大陆的往返流动，况且并不限于*近的几个世纪。但是，考虑到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彼此无视的情况，我们尚且无法毫不含糊地认为，一个单一的“共有的资源库”是思考这些共通性的*佳途径。　　此外，在十八和十九世纪，欧亚大陆的各部分发生了重大分流。一方面，不同形式的表征、大众参与以及横向的“想象的共同体”（Anderson1991）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以及它在大西洋对岸的殖民地和前殖民地）得以扩散，而在亚洲则少有进展。另一方面，在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甚至其中的上层阶级）之间那种共享的认同感或者关于共同命运的理念，在欧洲人的亚洲殖民地当中变得更为渺茫，其程度要远甚于这些地方被本土君主统治时期。与此同时，在中国、日本和暹罗／泰国这些本土统治得以存留下来的地方，欧洲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反差日益强烈——这在两个事实当中得到凸显：欧洲人的权力和优越地位，以及日益布满恶意的、广泛散布的种族优胜的说法。这些都令人信服地强化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身份认同，君王在日渐用力地来寻找途径强化（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纽带，而反叛者则坚持认为，要形成这种纽带就必须更换统治者。　　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在殖民地解体之后，欧亚大陆的政治制度又变得更为相似，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洲民族主义者的努力获得成功。但是，非洲和加勒比的民族主义者也如法炮制，而美国的民族主义者还早了一个世纪。因此，在这一点上，可能存在着一套共同的基本政治制度和理念贯穿整个欧亚大陆；但是，它们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区别并不那么明确，因为民族国家（通常以共和国的形式）这个标签被贴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上。所以，我们能再次看到，现代世界的某些基本因素是流通带来的成果，而不是在一个地方产生出来、再从那里播散出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