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2018-观中国-域外中国研究动态

　　《观中国：域外中国研究动态（2016-2018）》：　　赵穗生则回顾了古代中国与周边组织结构方面的论述。一些中国学者认为虽然中国根据文化区分了华、夷，但这并不代表内或外，而只是代表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中国处在中心地位，而其他国家则为周边。中心与周边依靠朝贡或藩属体系维系亲密的关系——中心保护周边，周边屏藩中心，形成中国与四邻互相依赖、共存共荣的格局。天下体系便是周边环拱中心的模式。在该套世界秩序中，中国依靠王道、仁政与德治而非强力治理天下，并保持着天下归一旦和而不同的局面。古代中国因此被描述成一个和平的国家，由中国和周边国家所组成的亚洲也被描述成和谐社会，即便是亚洲的内部战争也被视作基于正义与礼法而非利益。　　在金德芳与赵穗生所描述的一些学者构想的天下体系中，一个强有力的超级大国或实体的存在是体系得以运转、社会得以和而不同的关键性要素。但是，“强有力”不仅意味着物质性力量或是集中一切的“苏联模式”，还意味着以仁为基础的价值观念与文化氛围。另一个问题则是，在这些中国学者的心目中，今日的世界里谁能够充当作为中心的超级大国或实体？金德芳和赵穗生在文章中叙述了中国学者的选择：西方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体系的创始者，自然从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而联合国充其量不过是协调这一体系的中间人，并非拥有切实实权之主体，也并没有能力建立起天下体系。于是，在近代被迫放弃原先制度与价值观念、被迫承认主权平等原则而进入由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中的中国成为选择之一。在这套关于天下体系的话语中，关键不但在于中国能否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而且在于其能否占据今日美国都尚未完全实现的绝对中心的地位。　　柯岚安发现中国大陆的“新左派”学者普遍重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它实际上是毛泽东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其中，毛泽东提及了两个关键点：一是中国要对全世界人民与人类做出贡献；二是要在几十年内赶英超美。这两个目标自然与今日的天下体系构想息息相关——中国有能力且有责任成为这一中心。当然，成为世界中心尚未足够，宣扬和平与和谐则是另外一步。中国式的和平与和谐不仅是共产主义式的，还带有儒家文化的印记。比如柯岚安并不认为毛泽东与儒家文化之间格格不入，因为无论是官方还是毛泽东都曾通过《礼记》中的大同观念——和而不同——来描述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　　那么，古代中国真的存在天下体系吗？学者们对于天下体系的构想真的能够实现吗？执政党与政府真的会接受这套学说并借以挑战今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世界秩序吗？无论是金德芳、赵穗生还是柯岚安都认为这套学说其实是乌托邦式的构想。赵穗生从历史角度剖析了天下体系的假想性质，即在真实的历史上，古代中国所领导的亚洲秩序不像今日许多学者所描述的那般温情脉脉、仁义皆全。虽然古代中国在东亚地区实行朝贡或藩属制度，但这套中心一周边式的朝贡或藩属体系其实只是表面现象。赵穗生援引濮德培（Peter Perdue）的观点指出，表面上维系中心一周边结构的朝贡或藩属体系有些时候只是礼仪性的。许多亚洲国家并没有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想成为中心一周边关系的一部分。此外，诸如濮德培和文安立（OddArne Westad）等学者还认为历史上中国的一些朝代与奥斯曼帝国、俄国等帝国有着类似的扩张倾向。但是这些观点历来遭到中国学者的拒斥。　　金德芳认为，虽然中国政府经常强调和平崛起以及传统文化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思想资源，并试图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但不会接受天下体系的构想，因为政府加入联合国以及强调民族国家之主权的行为与天下体系其实相悖，后者反对的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体系。正如金德芳和赵穗生共同指出的那样，中国政府并未宣示此种野心，其对传统文化中和谐社会思想资源的倡导也许只是为了在参与世界竞争时减少来自他国的阻力。　　柯岚安也认为，学者构建的天下体系或和谐观念看似美好，却空有目标而疏于细节。此外，柯岚安在*后还指出，重要的并不是指出这种构想的乌托邦性质，而是需要看到中国的政府与民众对于此种构想的讨论，其实际意味大多是对自由主义和西方霸权的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