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生活秩序与市民化困境

　　《农民工生活秩序与市民化困境》：　　（一）通过理性选择构建理性秩序是人类的不懈追求　　理性秩序指的是人们在开展理性选择行为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理性特征的社会秩序。理性秩序的形成以人们开展的理性选择行为为基础，同时理性秩序的存在也为理性选择行为的开展提供空间。在人类历史上，实现社会秩序的理性化是许多思想家的理论追求。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指向未来理想和追求道德伦理的价值理性不断让位于指向现实事物和追求功利目标的工具理性，通过理性选择行为的开展构建理性秩序不断成为众多社会理论家的理论追求。　　（二）霍布斯：理性秩序源于理性思维基础上的理性设计　　在社会思想史上，秩序问题首先出现在“霍布斯问题”中，而这一问题也是人们首次对理性选择与理性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霍布斯问题”的基本含义是：人们在合理地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时，如何保持社会秩序，而不至于陷入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霍布斯坚持人性恶的假设，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只追求自我利益的*大化，那么将导致一种大家都不愿接受的非理性的集体结果，即陷入一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同时，霍布斯还认为，由于人性本恶，人们又受到了无休止的权力和欲望的驱使，因此人与人之间达成一致并进行合作的可能性非常小，而自然法可以为人与人之间达成一致提供方便易行的和平条件。然而，自然法归根到底只是一种道德规则，仅仅依靠人们基于道德规则的自律是不可能真正避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因此，为了使公共安全得到持久的保障，“只有一条道路——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①。由此可以看出，霍布斯认为个人以实现自我利益*大化为目的的理性选择将导致社会的失序或无序，而国家及其代表的社会秩序则可以避免这种后果的出现。在霍布斯看来，理性秩序是人们运用逻辑思维并通过理性能力设计出来的，而不是上帝的旨意和安排，而且建构理性秩序的目标是为了消除个人的理性选择行为所带来的消极后果。　　（三）亚当·斯密：理性秩序在“经济人”的理性选择中自发生成　　亚当·斯密首次从经济学的角度对理性选择与理性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他认为，人的理性在于他在各项利益的比较中选择自我的*大利益，以*小的牺牲满足自己的*大需要，而人们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追求会促进理性秩序的形成，而且理性秩序是利己的“经济人”在交易的过程中形成的。在他看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是一种自发秩序，市场体系所具有的自我调节的特征并不是一种设计的产物，而是价格机制的一种自发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只扮演了“守夜人”的角色。由此可以看出，亚当·斯密认为理性秩序是追求自我利益*大化的“经济人”在开展理性选择行为的过程中自发形成的，政府只发挥了辅助性的作用。　　（四）新制度经济学：理性秩序源于受到制度和规则制约的理性选择　　制度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也对理性选择与理性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与新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文化和社会等因素对人们的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进而指出理性秩序的形成和维系并不是社会个体之间的理性选择行为放任自流的结果，而是受到了人们根据理性原则设计出来的制度和规范的制约。诺斯认为，制度是一种社会博弈规则，是人们所创造的、用以限制人们相互交往的行为的框架。诺斯所说的博弈规则既包括表现为宪法、产权制度和规约制度等的正式规则，也包括表现为规范、习俗和意识形态等的非正式规则。青木昌彦则直接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制度进行定义，他指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持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是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产生出来。”①同时，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减少了人们开展理性选择行为时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交易费用。此外，制度还可以为人们开展合作创造条件，并且可以提供激励机制和促进外部效应内在化。由此可见，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了制度对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的制约作用，从而表明理性秩序是在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受到制度制约的前提下形成和维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