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有声的左翼(诗朗诵与革命文艺的身体技术)/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

跋 本书从动议到完成，是一系列的巧合、乃至意外的结果。 2017年六七月间，我回上海为博士论文继续收集资料，并与金理聊起自己的课题，讲到其中的一部分，计划以声音与听觉为线索，切入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试图激发一些新的讨论的可能性。其时，恰逢他在着手组织“微光”文丛第二辑，他便鼓励我将这一部分内容以比较充分的方式写成单独的著作，加入文丛。“微光”是一套以“批评家集丛”的名头召集起来的著述，在**辑出版后，已然引起了诸多关于文学批评的讨论，继续推进，也必将带来更多关于同时代人的消息与洞见。在其中忽然掺入这样一本关乎三代以前人事的文学史著作，近乎鱼目混珠，我在忐忑之余，深味这一鼓励背后的提携与情谊，并愿报之以更多的努力。 自确立主题开始，本书的计划内容经历了诸多调整。在*早的设计中，“有声的左翼”确乎试图涵盖更为全面的、包含更多文类与实践方式在内的左翼文学运动。然而，由于左翼诗朗诵材料的丰富和问题的不断延展——或者不如更诚实地说，由于自己的怠惰和拖延，目下所完成的，仅仅是*初计划中的一个部分。（事实上，即便是这个部分，也尚有许多缺漏，关于这一点，我在正文*后一章*后一节有更充分的说明）。结果是，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一部诗歌研究的专著。这样一个自找的意外，每每想起，总令自己诚惶诚恐。对于诗歌研究领域，我是完全的门外汉，以这样一部作品闯入其中，将会获得怎样的回应与批评，更是毫无把握。在*初为本书定名时，我特地在“有声的左翼”后面补上了“笔记”二字，意在强调它的仓促与粗疏，虽然后来由于不合体例而删去了“笔记”，但它作为一部尝试之作的定位，依旧是我想在这里特为强调的，我也期待着来自更为专业的学者的教诲与意见。 由于本书正文部分在内容上的单薄，我补入了三篇论文作为附录，对此需要略作一些说明。我对中国现代左翼文学运动的比较系统的研究尝试，始于硕士期间对左联历史与组织脉络的考辨。然而这一工作并没有*终完成，其中的一部分成为我后来的硕士论文，另一些则依旧以笔记与草稿的形式停留在电脑里。2016年中，由于应《上海书评》之约为再版的《懒寻旧梦录》撰写一篇书评，我便以“两个口号”论争为线索，简单地整理了自己对左联内部的“共管体制”及其危机的分析，形成了《“四条汉子”是怎么来的？》一文。如果说我对左翼诗朗诵的研究侧重于理论探讨或文本分析，那么以这篇文章，我希望能够凸显出始终伴随着左翼文化运动的“组织”问题。 附录中的第二篇《方言如何成为问题？》*早发表在《现代中文学刊》。算起来，它应当是我所写作的**篇正式的学术论文，经过无数大小更动，才总算形成了大体可看的面貌，其幼稚和粗疏可以想见。之所以不揣谫陋收在这里，是因为在关于左翼诗朗诵的话语和实践中，语言的选择、尤其是方言问题的重要性，随着运动的日渐深入而愈发重要。要充分打开这些论述，将要求我在与现有讨论略有差异、同时也是更为广阔的实践脉络和理论视野里，去展开、说明这些材料——而这恰是我无力在本书中完成的。《方言》一文的讨论对象虽然是1949年以后的一场关于方言文学的具体论争，但其中涉及的某些核心论题，尤其是方言、大众化、民族主义及其与再现之权力的复杂辩证，在1930年代的讨论中便已经初露端倪。因而我也希望能以此文，稍微弥补一下自己讨论中的缺失。 上述这两篇文章的研究与写作，自始至终都是在我的导师张业松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我对“左翼”的*初的学术兴趣与贸然研究的勇气，正是在张老师指导下的各种训练中——史料阅读、作品原文校核、研究资料编纂、学术著作研读、概念理论的论析释读、外文论著翻译、论文写作与修改等等——生长出来的。在此次请他作序的过程中、在他对序文的修订中，我也再次领会到莫大的鼓励和周到的提点。那么，本书也将一如既往地作为向他汇报的一次小小的功课，等待导师的批评。 在出国以后，我逐渐对声音研究发生兴趣，《广播员本雅明》（后来发表在《热风》集刊上）正是在这一阶段的产物。此文虽然不以中国现代文学文化现象为讨论对象，但其中涉及的声音媒介、对听众的动员、能动的、参与性的文化政治及其危机，却都是本书所关照的核心命题。以本雅明的理论思考为中介，我希望展现以声音为切口，重新进入现代性论述的一些关节所在的可能性，及其所能打开的新的空间。 附录三篇文章的写作，各有自身的动机和背景，放在这里，竟也多少都与正文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对话。原因或许是，“有声的左翼”这个题目，恰巧站在了我长久以来的两条兴趣线索的交叉点上，我的博士论文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展开自身的工作。正如业松老师在《序》中所说，本书的讨论是我为博士论文所作的准备的一部分。我的整部博论，则将试图清理20世纪中国启蒙与革命的变奏中，各种各样的“人声”实践形式、发声技艺、声音再现以及声音制作技术被赋予的意涵及其起到的作用。并由此出发，尝试揭示错综的意识形态对立和文化纷争之下的情感动员、身体再造、感官技术的运作机制和政治后果。这些讨论将我们带回到对“有声的中国”的漫长追寻与矛盾往复中。在那里，自鲁迅在中国现代性的起点处对“声之善恶”的思考起，一系列关于“声”的话语与实践便在国族政治、社会运动、文艺形式、生物知识、技术复制的复杂网络里缓缓展开。 本书所涉及的内容，乃至我的整部博士论文所能揭开的，仅仅是这一图景的一角而已。即便如此，其中涉及的诸多头绪和线索，业已常常使我感到捉襟见肘。在此，我希望特意感谢我在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两位导师，陈绫琪教授和马钊教授。他们不仅允许、支持我选择了这个相对偏门的论题，更以他们的智识和经验，从字词句法的修正到问题意识的研磨，时时校正我的写作方式与研究方向，并在生活乃至志业的思虑上，给予我周全和悉心的指教。他们的包容与倾力帮助——当然，还有deadline——是我敢于以这一论题完成博论的*大动力。 当然，我所得到的帮助远不止于此。就本书的写作和出版而言，上海文艺出版社胡远行老师的支持和鼓励，本书责编胡曦露和余雪霁在校阅时的细心和对我的无限拖沓的容忍，都是应当深致谢忱的。本书初稿完成以后，我有幸得到了多位师友的审慎意见，此外，本书中的部分内容曾发表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现代中文学刊》和《文学》等刊物上，这些刊物的编辑与外审专家们也在审阅过程中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所有这些帮助与教益都已经融汇在我对书稿的修订中，成为对我的感激的、并不足够的证明。至于在构思、准备本书过程之中、乃至之前的无数会议上下的研讨问答、资料文献的分享与帮助、日常生活中的交流辩难、甚或未动笔时所收到的期待和催迫，就更未及在这里一一列出，并给予它们应有的谢意了。 本书的写作，是一系列巧合与意外的结果，而我深知，正是上面这些具体而微的实感，使得意外带来的忐忑与惶恐里，也慢慢渗入了嘤鸣相应的绵长惊喜。一部著述的完成容有尽时，但濡染其中的帮助与情意则无以标定始终。狂风乍起，彗星出现，所有的巧合与意外，都已经在漫长的生活里准备好了自己的出场。 是为跋。 康凌 2019年11月30日 圣路易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