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观的社会史:近代英国的共同体.家庭和儿童

*近三十年，教育思想史乃至教育史研究的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不少显著的成果，儿童观社会史研究领域就是其中之一。如何看待儿童或儿童认识的问题，与教育问题、代际关系乃至文化传递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再生产过程论等一类问题在深层次上发生关联。这样的问题在任何时代都是极为深刻的，而且越是社会变动巨大的时期，这样的问题越是与实际生活紧密相关。从17世纪欧洲学校型公共教育制度开始建立至19世纪后半叶，是人们的儿童观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近代三百年间的儿童观和育儿意识的变化，给教育观、教育现实及一般的人际关系带来了各种影响，其中的大部分要素一直持续到今天。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宏观变化，如传统共同体的解体、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的变化、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大规模推进、近代国家的形成、学校地位的提升等，人的社会化过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上述要素中，人口变动是所有社会经济变化的基础，其中，出生率、结婚率和死亡率是规定儿童存在方式中*具决定性的因素。在这方面，除了英国的“人口与社会结构史剑桥研究小组”（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外，法国的年鉴学派，美国、德国等的历史人口学家也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研究，并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多产多死型的人口结构中，人口的调节不仅通过婴幼儿的营养失调、疾病死亡、事故死亡等“自然的（被动的）”方法，也通过弃子、杀子、牺牲（作为供品而杀之）、堕胎等“主动的”方法。这方面的证据可以在从古希腊到中世纪直至近代末期的神话、民间故事、传说，以及格林兄弟（Brüder Grimm: Jacob Ludwig Karl Grimm, Wilhelm Karl Grimm）走访各地所创作的童话、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作品等文献中出现的众多弃子、杀子的故事中得到证实。那么，杀子、弑亲等围绕亲子关系不和的神话传说在各种文化中都有传承的情况，又表达了一种怎样的历史状态？而儿童的服装、儿童的房间、儿童的玩具、儿童特别的取名方式（近代以前，死亡儿童的名字会被多次使用，族亲里的特定人物的名字也会被反复使用）、儿童的坟墓、儿童的肖像画等成为近代市民社会亲子关系的表征，同样也是历史与社会结构导致的。 历史人口学研究与家庭社会史研究的重合，可以解释近代儿童观与亲子关系的变化。近代以前的家庭处于亲族与共同体的援助与控制（相互扶助与相互监视）的双重关系下，因而个人隐私的概念在意识、居住建筑的结构上都难以存在，夫妇关系与亲子关系是疏远的。再加上时人不断受到死亡的威胁，又如相亲结婚、女性的道德服从、对儿童的不关注、寄养制与徒弟制等意识与制度中所表现的种种社会生活状态是亲子关系短暂与疏远的原因。粗俗的育儿习俗、体罚的盛行、持续特定的母亲角色的缺乏、对儿童意志的暴力干涉，造成了当时的成人对他人的猜疑心、容易诉诸暴力的脾性，难以培育“友爱”“友谊”的情感，以及与人疏远的心理特征。 根据美国历史学者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的研究，近代家庭具有四个特征：取代近邻关系与血缘关系，形成以家庭为核心的强烈的亲情纽带；追求幸福的个人自由使得强有力的个人自律性高涨，进而促使权利意识越发敏锐；性的快乐与原罪或罪的意识的联系减弱；对个人身体与精神的隐私的要求提高。 在这样的近代家庭里，在婚姻对象与职业选择方面，家长的控制减弱，形成以夫妇—子女为核心的家庭结构，亲族、共同体已不再处于优先的地位。由于不再依靠经济或政治的联系纽带，而是通过爱情与感情来维系，与女继承人联姻、亲族内分支间联姻、相亲结婚、订婚的习俗及私奔现象逐渐消失，家庭所有成员都获得了很大的自律性，这样的现实为多数人接受之后，丈夫对妻子的权威、家长对子女的权威逐渐衰退。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法律上与教育上的平等得到进一步发展，人们加强了对儿童的关注，儿童的事项越发成为优先事项，人们对育儿也表现出明显的宽容态度，这种状况造成“家长理解能力提高”的错觉。在这样的条件下，“儿童参与成人劳动生活的时间逐渐延后，致使儿童期的特性发生变质，即使具有了成人的欲求和能力，也不行使成人的责任，出现如何应对这样的青年期的问题。18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多数中产阶级和上流社会家庭采取非常宽容的育儿方式，不仅造成追求无法实现的天真的成人，而且造成缺乏教养、社会化出现问题的儿童”（Lawrence Stone）。 任何时代，儿童的存在都是“反映我们的镜子，即将我们自身的姿态缩小的镜子”（Anita Schorsch），因而精确地确认儿童的立体图景，一方面能为过于游离现实教育现象的教育理论、教育哲学带来新的教育认识的方法论视角；另一方面，我们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往往因“不理解现在的孩子”“对如何育儿没有自信”而焦虑，因短视的育儿意识而陷于日常琐碎的应付。而儿童历史图景会带来宏大的历史洞察，促使我们认识到过度期待的教育认识本身也是历史与社会的产物，由此让我们获得机会，重新思考和认识真正的教育应当是怎样的。换言之，儿童观的社会史研究是在以社会史的整体历史观来综合把握宏观世界的立场上，洞察日常个别的育儿微观世界的运行整体，在共同体、人口、家庭、学校等社会史性质的变化过程中探究儿童、青年的存在结构是如何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