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人文精神研究 第十二辑

　　《中外人文精神研究（第十二辑）》：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是一位首先从西方引进数理逻辑的学者，十分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在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并自觉地以这一方法构造了自己庞大而精密的形而上学和知识理论体系。但他却明确地指出，逻辑分析方法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在进行哲学思维的时候，我们必须或者说不得不遵守逻辑分析方法的法则，逻辑分析方法的法则是与思想的任性和随意不相容的。于是，金岳霖这样说道：“希腊的Logos似乎非常之尊严；或者因为它尊严，我们愈觉得它底温度有点使我们在知识方面紧张；我们在这一方面的紧张，在情感方面难免有点不舒服。”①在其哲学思想体系中，他没有把逻辑看作是*高的境界，而是把逻辑置于中国的概念“道”之下。在他看来，“道”才是哲学中*上的概念，*高的境界。“道”得到了希腊逻辑的补充和加强，虽然不免多少带有点冷性，“可是‘道’不必太直，不必太窄，它底界限不必十分分明；在它那里徘徊徘徊，还是可以怡然自得。”②　　金岳霖本人也曾经这样说过：“哲学就是概念游戏”。所谓的概念游戏是说，哲学家的职责是对概念做精深细致的分析，揭示出被分析概念的种种含义及与其他不同概念之间的联系。金岳霖这种说法就是典型的分析哲学家的说法。记得好像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就说过，哲学有两种，一种是公布于众的哲学，这样的哲学的任务是对所使用概念做细致精深的分析。还有一种哲学是自己私下里所信奉的信念体系。其实在金岳霖的内心深处，哲学也有两种，所不同的则是，他将这两种哲学都公布了出来。他的知识论研究所运用的是逻辑分析的方法，而他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所运用的则主要不是分析的方法，或者说Logos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并不是*高的。正是在这后一种意义上，金岳霖指出，概念越是分明，就越不能具有暗示性。因此他这样说道：“然而，安排得系统完备的观念，往往是我们要么加以接受，要么加以抛弃的那一类。作者不免要对这些观念考察一番。我们不能用折衷的态度去看待它们，否则就要破坏它们的模式，这里也和别处一样，利和害都不是集中在哪一边。也许像常说的那样，世人永远会划分成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而且分法很多。可是撇开其他理由不说，单就亚里士多德条理分明这一点，尽管亚里士多德派不乐意，亚里士多德的寿命也要比柏拉图短得多，因为观念越是分明，就越不能具有暗示性。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①　　冯友兰也有着几乎同样的看法。他早年是由于自学逻辑学而走上了学习和研究哲学的道路。他认为“逻辑是哲学的入门。”正是逻辑学引导着他走进了哲学的殿堂，所以他也就十分强调逻辑分析方法对于中国哲学的重要意义和价值。他说：“就我所能看出的而论，西方哲学对于中国哲学的永久性贡献，就是逻辑分析方法。……逻辑分析方法正和这种负的方法相反，所以可以叫作正的方法。……正的方法的传人，就真正是极其重要的大事了。它给予中国人一个新的思想方法，使其整个思想为之一变。重要的是这个方法，而不是现成的结论。中国有个故事，说是有个人遇见一位神仙，神仙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说他需要金子。神仙用手指头点了几块石头，石头立即变成了金子。神仙叫他拿去，但是他不拿。神仙问：‘你还需要什么呢？’他答道：‘我要你的手指头。’逻辑分析方法就是分析哲学家的手指头，中国人要的是手指头。”⑦　　可见，冯友兰对于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要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早期的哲学创造活动所运用的主要的或唯一的方法似乎就是逻辑分析方法。但在中年之后，特别是在创立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之后，他逐渐地意识到了，逻辑分析方法并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的方法。于是他这样评论道：“我在《新理学》中用的方法完全是分析方法。可是写了这部书（《中国哲学简史》）以后，我开始认识到负的方法也很重要……现在，如果有人要我下哲学的定义，我就会用悖论的方式回答：哲学，特别是形而上学，是一门这样的知识，在其发展中，*终成为‘不知之知’。如果的确如此，就非用负的方法不可。”③或者说，负的方法对于形而上学来说或许具有更重要的地位。于是，他又这样说道：“一个完全的形而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后顶点。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神秘主义不是清晰思想的对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外。它不是反对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