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瓜

在很多人看来，无政府主义者都是傻瓜。一九二四年我高中毕业，即使在我的少女时代，人们依旧认为无政府主义者是群精力过度充沛、滑稽可笑的天真放浪之徒。当时，激进派们还相信“行动宣传 ”那套理论，时不时地对着政府首脑开一枪或扔几个炸弹。依我看，那些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可笑的家伙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人活一生，难免在某件事上沦为傻瓜，比如爱情、宗教以及内心涌动的崇拜和钦佩之情。事实证明，我有几位朋友三者都占全了。但我的经历却是另一个故事。
我并非天生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条皈依之路是由阅读开始的。某天在大街上，有人给了我一本小册子，那是我首次接触到无政府主义。当然，其中也有表哥乔的影响。我们是第三代表亲，几乎谈不上血缘关系，但青少年时期，我俩曾跟随母亲出入教堂，参加救助穷人的慈善活动。母亲临时起意，决定捐赠些旧衣服，包括散发着霉味的羊毛外套、褪色的校服背带裙和成堆的男士礼帽。然而，母亲却害怕那些前来领衣服的穷人。教堂的地下室潮湿且阴冷，我们仨站在桌子后面，母亲恳求大家遵守秩序，排队领取，不仅如此，她还凑到我耳边叮嘱，不让我碰那些穷孩子；而此时，乔则小声地向我讲述着为什么我们的衣服多到穿不完，但穷人却衣不蔽体。 我出生在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马德拉斯，父亲是公理会派的牧师。我六岁时，全家搬回费城居住，虽然我当时还小，但这段记忆依旧残存。父亲是怀着巨大的幻灭感离开教会的，在印度这个充满苦难的国家，教派之间经常内讧不断，父亲被折磨得身心俱疲。在美国学校里，我的印度口音被同学们嘲笑，一群女生天天欺负我，追得我满处跑。
成年后，朋友们一听说我来自牧师家庭，就纷纷打趣说，我家里住着群宗教狂热分子。难道不是吗？虽然我自己也这样认为，可事实上，在我成长过程中，所谓的宗教狂热早已消耗殆尽。父亲只是个秃了顶、整天疲惫不堪的牧师，和同行们没什么两样，每次布道都是喃喃自语一通，不想看任何人的眼睛。相比之下，母亲则虔诚得多，甚至愿意不顾一切地投入慈善事业。
我讨厌妇女救助会，她们经常在我家客厅碰头，令人无法忍受。周日课堂也单调乏味，可怜的母亲在那里教课，整天讲些无可救药的陈词滥调。上高中时，我背上了恶名，因为我喜欢亵渎圣母玛利亚，对着她冷嘲热讽。比我更离经叛道的就只有乔了。某次在学校大礼堂，他递给我一张纸条，这家伙居然在模仿集会上宣读的圣歌。（双手干净、心灵纯洁的人一定是用硼砂水洗过。） 乔总是*理解我的人。他居然对我来电了，那是个寒冷的秋日，我在公园听几位演讲者讲述萨科和万泽提的故事。我倚着榆树，看见乔大步向我走来，他双腿修长，头发向后梳着，油光水滑的。
“他们以为我在图书馆学习呢。”我说。
“你的确在学习，薇拉。”
“我已经待了一会儿了。”我说，“你不冷吗？我都快冻僵了。”为了增强效果，我特意打了个寒战，然后把手贴在乔的脸颊上，好让他感受到寒意。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某个瞬间，我的确对他动心了。乔摘下围巾，围在我肩膀上，然后又走近一些替我系好。“暖和点了吗？”他说。当时，气氛真的很温馨。 探讨世界观，交换意见，愤慨，发脾气，我们的爱就是如此疯狂，如此充满激情，有什么错吗？谈天说地时的引经据典，灵感的突然迸发，这种交流实在美妙至极。我们俩曾和工人一起，在纺织厂担任纠察员——当时是周六下午，父母还以为我俩去看电影了。我和乔搭乘有轨电车，混到人群中参加示威游行。乔步速很快，我们与大声喊叫的男学生一起挤到了队伍前方。我站在乔身边，发觉自己也在声嘶力竭地叫嚷。这是我**次参加公众游行，**次看到崭新的自我。 乔比我大一岁，高中毕业后在印刷所担任管理职务。他喜欢在社会上闯荡，也喜欢轮转印刷机和凸版胶印，但这份工作相当耗时，一干就是几个钟头。我也有弟弟要照顾，每周六，我都推着婴儿车，带胖乎乎的小罗伯特去公园遛弯，乔也跟我一起，他会帮忙推车，这样我才能挎着他的胳膊。
母亲以为我俩要谈婚论嫁，这完全是误解。我们根本没打算结婚。我们决定终生厮守，但不需要用一张纸来证明。我真心喜欢这个主意——爱，就要纯粹，用不着政府说三道四，也无须宗教人士批准。“合法婚姻”这四个字本身就是对我俩乃至全人类的极大羞辱。我无法容忍妹妹的说辞：“不登记乔跑了怎么办？他随时可能甩了你。你想当弃妇不成？”太过分了。这既是对乔的污蔑，也是对我的轻视。
即便与家人同住，我俩也不改初衷，连叛逆都光明正大。坦率是必需的，容不得一丝作假。父母虽是神职人员，但并不像其他牧师家庭那样保守严苛。他们没把我送到远亲家，也没将我锁进卧室。但乔却被拒之门外，他多次来访都未能成功。“你认为我俩会任你胡作非为，原谅你的荒唐举动吗？别做梦了。”妈妈声色俱厉地说。“我们必须遵守戒律。你难道不懂得上帝无处不在吗？你认为自己能超越上帝吗？”父亲也站在牧师的立场规劝我。
愤怒也许会让我的态度更坚定，但眼泪我就招架不住了。爸爸居然在哭泣！我那辛苦操劳、殚精竭虑的爸爸。他在墙那边哽咽，喘息到痉挛，发出一种极不自然的声音。我和乔究竟在做什么？我们是不是太盲目、太激进了。就像我的小学同学玛丽??伊丽莎白，她认为领圣餐前绝不能吃葡萄干。一粒葡萄干而已。在典礼上说话又能怎样？有谁在乎？残忍会是更好的选择吗？乔同意这个观点，但他却难掩尴尬，只能摆出一副似笑非笑的怪表情。我不想看他的脸，这简直是对我俩的伤害。所以，归根结底，我们都要披上伪善的外衣。手捧橘黄色鲜花站在大家面前，我心里在想：我很开心，但一切都是假装的。也许每个人在婚礼上都这样想吧。 我们在费城住了两个月，那间公寓距纸盒厂很近，站在窗前就能看到厂房的屋顶。待条件允许后，我们立刻远离家人，搬到了纽约一个不为人所知但气氛相当自由的街区。刚开始，我俩栖身于逼仄、偏僻的寄宿公寓，后来，随着交际圈日益广泛，我们搬入了村子，邻居是一对叫贝琪和诺曼的夫妇，还有单身汉理查德以及他的宠物狗巴枯宁。偶尔也有其他人来。我非常喜欢这里。
和他人不同，我们不怎么喝酒，事实上，我们并不需要喝酒——没有酒精的力量，我们照样大喊大叫，为某些问题争吵不休，用言语互相攻击，外加插科打诨。任何东西都要论个是非对错。理查德可谓满脑子奇思怪想。
“乔！”他说，“倘若你发现有人正在偷你钱包，你会怎么做？逮捕他？”
乔反对抓人去坐牢，我们都认为世界上不该有监狱——克鲁泡特金称其为“犯罪的温床”——这种东西存在。“先夺回钱包，再和他谈谈。”乔说。
“得了，还谈谈，”贝琪说，“也许那家伙宁愿坐牢。”
我赞成乔的观点。托尔斯泰的名著《复活》里的男主人公就是监狱制度的坚决反对者。我准备借此来说明自己的观点。
“听听她的想法，”乔说，“你们在听吗？”所有人都知道我比贝琪有学问。
“在托尔斯泰看来，金钱是一种新形式的奴役。没多少人读过他的随笔。”我说。
“只有你乐意瞧上几眼，我猜，”理查德说，“别自我炫耀，没用。”他的话着实令我尴尬，从此，我再没吹嘘过自己。
“我进过牢房。但我还是我，没有任何改变。”多萝西说。她是理查德的朋友，经常找我们喝酒。多萝西比我们年长，很快就三十岁了，曾因参加为女性争取选举权的游行而被捕。
就快轮到乔发言了，每到这时，我都会细细端详着他：坚毅的下巴，乌黑的双眸中尽显柔情。妈妈说婚后的**年简直是灾难，但我们的同居生活还算顺遂，至少大部分时间如此。思想的迸发、理念的碰撞是促使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当然，还有身边的一众朋友。
睡眠不足成了常态。午夜过后，其他人去几个街区之外的地下酒吧狂饮。他们大多靠打零工维持生计——为杂志撰写文章，为百货公司广告部设计流行女装的画稿，贝琪的钱好像是家里给的。乔在市中心的一家打印店上班，我则为附近的一家公司制作广告牌和标语。我从小酷爱绘画，装饰教堂的活儿都交由我来干。
这真是一段无比美妙的时光。乔喜欢辩论，他可以从头说到尾，始终保持滔滔不绝的状态。但每天晚上回家，他总要说上一句：“真是累坏了。”然后猛地扑将过来，顺势把我压到身下，肆意释放内心的情欲。肉体的疲惫就这样被抹杀得干干净净。那些纵欲过度的销魂之夜当真绚烂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