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团队知识生产模式研究

本书是在我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多次修订而成。拙作即将付梓，再次回望从选题到如今的路程，感恩、纠结、努力、欣喜、痛苦五味杂陈。多少次的山穷水尽，多少次的柳暗花明，那些刻骨铭心的片段依然恍如昨日。 能在华东师范大学高教研究所师从阎光才教授攻读博士学位一直被我视为学术生涯中的幸事。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阎老师渊博的理论知识、宽广的社会学研究视野、严谨而又严肃的学术态度每每让我望而生畏。我自知学术功底较浅，学术积累不多，因此，在确定博士论文选题的时候结合自己工作实践就成为选题的一个重要考量，也得到了阎老师的同意。我工作所在的学校是一所以理工科为特色的研究型大学，工作部门是学校的高教研究所，因工作关系在与学校老师的接触过程中经常会萌生一种好奇，究竟工科老师的科学研究是如何展开的，团队的组织结构如何，知识生产的过程怎样。尤其是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对于提升综合国力、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已不容置疑的背景下，团队进行高水平科学研究需要怎样的制度环境，科学技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本研究的问题起点。 我带着这样的问题进行思考，加上在课程学习中又接触了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知道了科学作为社会中的人所从事的一项活动，其研究范围不仅包括科学这种社会体制与社会结构内部的人际互动关系、组织结构和行为规范，还包括其与外部的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碰巧这个时候也阅读了张伯霖、刁小英翻译，拉图尔（B. Latour）与伍尔加（S. Woolg）合著的《实验室生活： 科学实施的建构过程》和刘珺珺、张大川翻译，特拉维克（S. Traweek）撰著的《物理与人理： 对高能物理学家社区的人类学考察》等著作，阎老师便建议我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对科研团队的组织与运作进行抽丝剥茧式的案例研究与分析。 论文大致的研究方向确定之后，如何在内容繁多的科学社会领域建构理论框架，如何选择团队案例成为主要的问题。在阅读文献的同时，我开始寻找合适的团队案例，虽然平时与工科专业的老师多有接触，但要在符合理论抽样的基础上进入团队进行参与式观察依然是一件难事。在比较了一个又一个案例之后，我想到了A1教授，作为学校引进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负责的科研团队成立十多年，有相对固定的团队成员与研究方向，从理论上团队内部具有稳定的组织结构与运作体系；他本人及团队成员均主持过多项国家战略型科研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以及各类横向项目；团队与外部的市场、学校、国家也存在互动关系。综上，该团队符合科学社会学视域下对科研团队进行研究的理论抽样标准。 确定研究样本之后，A1教授会不会容许我进入团队是研究的关键。A1教授曾经担任我所在学校的副校长，主管我们部门，在平时工作中他的儒雅、谦逊、同理心，以及作为工科教授所具有的深厚的人文素养，深深影响了我的学习与工作，也让我有勇气把我的诉求告诉他，没想到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时至今日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带我到团队的情况。 A1教授所在的T团队有每周五吃工作餐的习惯，团队成员在一个大的会议室边吃边聊，餐后进行学术报告。周五的午餐会就成为我进入团队的**现场。那是2011年9月20日中午，工作餐已经送到，大家正在闲聊，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跟随A1教授来到了T团队。面对一个个陌生的面孔，我清楚地记得A1教授对我的介绍： 就像费孝通先生对“江村经济”的调查一样，小孙希望到我们这里做一个有关科研团队的人类学调查，什么是人类学研究？就是和大家同吃同住。 我一方面惊叹于A1教授对人类学方法的准确理解，另一方面我知道既然做不到“同吃同住”，那就尽可能多地对团队成员、团队的科研进行观察。于是吃完工作午餐之后的几天，我又去了团队所在的大楼，站在空旷的走廊，看着团队成员在不同的房间进进出出，忙着各种事情，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那个时候我一度对这样一个研究问题打了退堂鼓。但我依然坚持每周五都去参加团队的午餐会，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慢慢地了解了团队，也熟悉了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团队成员的真诚和热情给了我继续做下去的勇气和决心。随着不断地阅读文献，我知道了之所以不知道观察什么、记录什么是因为研究的理论架构还不清晰，还过于宽泛。 在我困顿于究竟采用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作为研究切入点之时，我在北京的一次研究方法培训课程上遇到了阎老师在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叶菊艳，她给了我灵感与思路。叶老师从香港中文大学博士毕业后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此次的培训中讲授质性研究方法。课后她详细地帮我梳理了我的研究问题、研究思路，也使我知道了从科学社会学的视角对科研团队进行研究仅仅是我研究的problem，还没有具体到question。北京回来之后，我又对知识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以及组织行为学方面关于科研团队的已有文献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终将知识生产模式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与核心，将科研团队界定为由技能互补的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形成的正式群体，一方面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团队知识生产的问题来源、研究目的以及学术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将团队作为一个组织，从组织行为学的视角研究团队成员的地位、角色、冲突；*终揭示团队的知识生产模式是什么，知识生产过程中学术共同体、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怎样。这也构成了本书的研究框架。 本书**章、第二章交代了研究的缘起，梳理了现有知识生产模式理论及其特征，科研团队研究的现状与问题等，在此基础上对本研究中的知识生产模式进行了界定，确定了本研究的具体研究问题、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设计与研究框架。 第三章从外部环境建构角度分析了科研团队的生成。无论是知识社会学还是科学社会学视角下的科学研究、知识生产，都不否认社会结构因素、体制因素、文化因素等的影响，科研团队作为以知识生产为目的的群体、组织，从其组建之日起，就开始徘徊于学术与行政之间。 第四章、第六章对科研团队知识生产的目的与问题来源，学术评价体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在知识生产的目的与问题来源方面，团队成员对于“基于学科线性逻辑，以学理探究为目的”的研究有“好奇”的因素，但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倾向同样存在；而对于市场需求导向下的科学研究，由于研究的路径不畅、学术评价体系中的管理主义倾向等因素，团队成员虽然愿意做市场需求导向下的科学研究，但无法很好地实现；国家战略导向下的知识生产又因为对研究人员的学术积累有较高要求以及某些特殊因素的影响，导致年轻的团队成员不敢轻易申请该类项目。在学术评价方面，具有明显“新管理主义”倾向的“多元评价体系”是团队学术评价的主要特征。这种评价体系虽然提升了团队的绩效，但同时也给团队成员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是由学术职业内部的过度竞争造成的；另一方面越来越泛化的荣誉与奖励体系也加重了成员的压力。在重压之下，团队成员的学术浮躁心态自然而生，团队人员也因此出现了两极分化现象： 一部分人超负荷地工作，越来越优秀，集聚了所有的荣誉与奖励，另一部分人则是“温水煮青蛙”，得过且过。同时，评价体系中对国家主导下的评价与奖励体系的重视，还导致科学研究中出现了“科研与经济两张皮现象”。 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主要将团队作为一个组织，从团队成员的角色扮演与地位分层，绩效与冲突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具有组织特征的社团”是团队在组织结构方面的主要特征。无论是团队负责人、团队成员的遴选，还是学术例会、小组讨论会，团队的运作都表现出以学术为导向，成员间平等、互助的社团特征。但是，职责明确的管理分工与责任人制度又使团队具有了鲜明的组织特征。组织与社团本应遵循不同的逻辑，当两者融为一体时，冲突便不可避免，主要表现为：团队成员作为社团中的“成员”与作为组织中的“雇员”双重身份引起的冲突；知识共享与独享的冲突；“功利主义”与“好奇”之间的冲突；市场需求导向下知识生产的“想而不能”的冲突；团队成员作为“教学人”与“学术人”之间的冲突。而学术职业内部制度体系的行政参与或主导、市场参与科学研究相关制度体系的缺失成为团队冲突在制度层面的主要原因。 虽然*终的论文并没有像当初预想的一样，以人类学的方法贯穿始终，但论文中的数据、资料、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等**手资料都凝结了团队中每一个成员对我的支持与帮助；论文成文过程中，我的老师们、同门师兄妹、单位的领导、同事在学术上、工作中给予了我极大的鼓励与帮助。论文修订、付印过程中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刘莉、马春梅老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易文娟编辑付出了很多的辛苦与努力。此刻，浮现在脑海中的是一张张亲切而又可爱的面孔，你们永存我心间。同时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为本书出版提供了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