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记忆

我的太姥姥，孤独而倔强的，自1908年起旅居巴黎。1911年11月，卡夫卡曾短暂到访此地；在旅行伊始，他和马克斯·勃罗德曾一道计划出版系列旅行指南。其构想十分充分，颇有些类似于半个多世纪以后问世的Lonely Planet，读者们可以在其帮助下放心大胆地乘坐廉价的三等车厢游遍意大利，选择乘坐公共电车而非出租马车。勃罗德草拟了指南框架，填充了关于折扣和免费音乐会的信息。卡夫卡总共只写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是“小费的准确数额”。指南中还包含购物建议：到巴黎必须享受菠萝、牡蛎和玛德琳贝壳蛋糕。彼时，距离令玛德琳贝壳蛋糕享誉全球的《追忆似水年华》首卷出版只剩下不到两年时间。 同样在这年十一月的这些天，巴黎街头还漫步着刚刚结束德国旅行的里尔克；各大报纸正在热议《蒙娜丽莎》失窃案，嫌疑犯之一便是默默无闻的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911年是极为寻常的一年，比任何一年都既不好，也不坏。“俄国演出季”向公众推出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鲁什卡》。《约翰·克利斯朵夫》正一部接一部，缓慢而准时地出版，这部长得没有尽头的巨著在我们家族的女性中间受到狂热追捧（却被普鲁斯特嗤之以鼻，他甚至打算撰文“反对罗曼·罗兰”）。 从四月开始，在格博兰街（拉丁区的另一条街道，太姥姥也曾在此居住），列宁成功地讲授了政治经济学课程。四月底，高尔基前来投奔，二人商议了当前局势，列宁认定：“战争不可避免。”阿赫玛托娃和莫迪利亚尼各自坐在卢森堡公园的长凳上——付费座位对他们而言过于奢侈。这些人当中的几乎任何一位都对其余人的存在毫不知情，每个人都各自为政，囿于自我命运的透明袖筒中。 引自章节：**章 命运难逃 关于我们家族的历史，我想得越多，就越觉得它像是一部未偿夙愿的清单：别佳·利别尔曼和她那从未开始的医生梦；他的儿子廖尼亚做过那么多职业，却似乎终究未能找到*重要的、唯一的使命；旧俄律师米哈伊尔·弗里德曼四十出头便英年早逝，他那倔强的遗孀萨拉终究未能将家庭的小船拖到港湾；我的妈妈，娜塔莎·古列维奇一直在偷偷创作自己的“抽屉诗歌”，铅笔尖轻悬在稿纸上，留下淡而又淡的痕迹，专等时间将它慢慢褪色。我们斯捷潘诺夫家的人在这方面同样不甘落后：喜欢唱歌的加利娅姑妈，手抄了数不清的浪漫曲，专挑不会有人听见的时候低吟浅唱；科利亚爷爷痴迷绘画，在别热茨克的整个童年时代都是拿着画笔度过的，尝试过各种类型，画了无数草稿，一直没有放弃，“比你爸爸画的都好。”加利娅姑妈对我说——在她看来，我爸爸便是*具权威的画家。这些画作日积月累，直到1938年。加利娅清楚地记得那一天，家里人为预防被捕烧毁了各种文件，所有的家庭通信和照片都被扔进了火炉，末了，科利亚爷爷将厚厚一摞画稿，他毕生的心血，投入了火中。后来他虽然没被搜捕，但画笔从此再没摸过了。 就这样，他们所有人都没能成为自己。不过，我们家倒是有个远得不能再远的远房亲戚，每当她的歌声从广播里飞出，在公共厨房和走廊里回荡时，就好像在为整个甘于寂寞的家族鸣不平，为整个沉默的家族发声。但她本人自然从未这样想过，她只是度过了自己的一生而已。 引自 第三章 男孩们和女孩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