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20:2020

前 言 转眼间新一年的《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在即。和去年相比，今年入选篇目的题目看上去更新颖，更具冲击力，收入了物质性、媒介考古、声景、媒介地理等这两三年国内学界刚开始关注的新话题。这些题目除了反映编者的关注和偏好外，更反映了传播研究的新语境：近几年在新技术的冲击下，传统新闻传播实践与研究范式的缺陷进一步暴露。穷则思变，敏感的人们开始走出舒适区，放眼全球，突破学科界线，探索新的可能性。 托马斯·库恩曾提出，科学的演进历史并不是连续的，而是断裂的。用麦克卢汉的话来说，新媒体带来了新的环境、新的语法和新的尺度。仅仅关注连续性而忽视这种创造性的破坏，则会导致错误的判断与实践。黄旦在本书的《试说“融媒体”》一文中从历史的角度，总结了启蒙时代以来媒介重大变革的经验。他发现目前主流的“媒介融合”概念还是基于当下主流媒介的连续性幻觉，希望通过温和改良，在新媒介时代继续维持其统治地位。这种把理想当现实的想法实在是一厢情愿。尽管据周逵的观察，目前主流媒体在体制的加持之下，不仅没有式微，反而出现了中国特色的“反向融合”：在人才流动、资本结构等方面都出现了传统媒体向新媒体的渗透。但是正如深谙革命之道的毛泽东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媒介技术的演化未必是线性的，但是正如历史一再重复的那样，未来肯定会超出既有的思维定式，断裂不可避免。 其实不仅实践界有这种误识，学术界也存在类似的幻象。比如新闻传播学院开设新媒体专业就是一例，其潜台词还是将新媒体作为传统媒体的特例或者与后者并列的一个类型看待，试图将传统媒体的思维方式略加修改后再加诸新媒体之上。甚至“新媒体”这个概念本身也存在问题。这种新旧的二元对立仅仅突出了时间这一个维度，似乎此媒介与彼媒介之间的差异只体现在先与后、新与旧，本质上还是具有同一性的媒体（比如传递讯息、建构文化等）。我们仍然可以用传统的5W理论或者批判理论等视角来处理“新媒体”的议题，比如新媒体的使用与满足、新媒体的效果、新媒体的权力等。这些看法忽略了媒体技术的发展本身对于大众媒体时代形成的传播理论与范式的冲击。本书中几篇涉及物质性转向的论文不约而同地提到，符号与物质的二分法已经崩溃，传统的communication概念中交通与传播的两个分别代表物质与符号的传统又将重新合流。 因此我去年尝试性地提出了“新传播研究”的概念，呼吁研究者警惕大众传播的思维模式，不要用大众媒体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新媒介，而是学会用现象学的方法，悬置成见，自下而上地用基于新媒介的思考方式去改造传播研究。这意味着我们要打破线性的时间观念，运用媒介考古学者齐林斯基所说的“深层时间”的观念去重新思考媒介与社会的可能性。传播未必只是精神交往，而是要回到更一般的交往概念，它包括物、精神所连接的人与非人构成的节点与网络，回到传统的交通观念所蕴含的传播观念。在这样一个传统而又前沿的传播观之下，交通、物流、邮政、金融、商业、流行疾病、基础设施等过去被排除在传播研究视野之外的现象都可能成为新传播研究的对象。比如*近的新冠病毒疫情，就涉及许多传播学的话题。病毒的“传播”就属于非讯息的传播，这一传播与讯息传播有哪些相同之处又有哪些不同之处，其传播网络与信息的网络有何异同，它与符号隐喻又是如何互动的，病毒传播网络对人类交往网络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可能成为新传播研究的话题。这样一来，传播研究就会逐步走出简单借鉴和搬运其他学科的知识的状态（用当下网络语言来表达就是“圈地自萌”），转向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探讨更广泛的人类和社会的问题，让传播研究关注一般的“传播问题”而不是画地为牢的“传播学的问题”。 就在传播学走向其他学科的同时，近年来其他学科也在向着传播学迎面而来。前一段时间国内一家出版社引进了美国传染病学家亚当?库哈尔斯基（Adam Kucharski）的《传染：疾病、肥胖和童话的传播法则》（The Rules of Contagion: Why Things Spread and Why They Stop）一书，我有幸先睹为快。这本书讨论了感冒、艾滋病、疟疾、霍乱、天花、艾滋病、埃博拉、寨卡、SARS等传染病的传播，但同时也将传染病学的视角其扩展到了肥胖、孤独、打呵欠、大笑、暴力、犯罪、骚乱、自杀、金融、谣言、童话、基因、网络模因（online meme）、购物、政治态度、政治参与、社会运动、冰桶挑战、计算机病毒等诸多现象的传染及扩散。如果把这本书里的“传染”一词换成“传播”，内在理路与前面提及的新传播研究的理路不谋而合。条条大路通罗马，库哈尔斯基通过传染病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发明”了一次传播学。类似的现象在运用大数据方法进行研究的计算机学者那里或者研究技术与社会关系的人类学者、社会学者那里经常出现。几年前，一个做了很久大数据研究的计算机学者在偶然看了传播学的教材后才意识到自己原来“重新发明”了传播学。 无论传播研究者主观上是否愿意，上述两种趋势都说明，传播研究敞开自身、成为一个平台性学科已经是大势所趋。这里所说的平台性学科，指的是向其他学科开放，容纳其他不同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并且具有其自身独特视角和研究问题的学科。过去传播学常用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来形容自己，但是都缺乏准确性。一是哲学、社会学等也常与其他学科交叉，但它们并不是边缘学科。二是交叉或者边缘可以形容平台学科与其他学科结合后产生的新学科或新领域，但将平台学科自身视为边缘或交叉学科，无疑低估了传播在今天人类社会中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平台性学科相对于工具性学科（如数学、计算机、语言等）和具体学科（针对具体实践或理论问题的学科，包括绝大多数的学科）而言，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如果一个学科经常和其他学科组合在一起，如XX传播学、XX哲学、XX社会、XX法学等，那么这门学科很可能就是一门平台性学科。 平台学科就像基础设施，为其他学科提供研究的基本理论、前提假设和基础数据，就像公路让汽车顺利到达目的地一样，让其他学科借助平台学科的视角解决其自身的问题，同时也为平台学科提供新知识和新思想。平台学科通过敞开自身，融入到其他学科之中。通过抛弃固步自封的“小我”，在成全其他学科中成就“大我”。传播研究无疑具有成为平台学科的潜力。
如果上述设想合理，接下来的问题很自然就是：传播研究这个平台学科包括哪些基础设施，能够为其他学科提供什么？我们都知道传播与媒介在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离，但是这么多年来，受制于大众传播的信息论思维定式，传播研究的视野一直没有充分打开，以至于当我们要思考本学科*核心的问题时，往往比较单调，缺乏丰富的层次。所幸的是由于近些年媒介技术的去蔽作用，打破了大众媒介时代形成的幻象，不少人逐渐意识到原有思维方式的狭隘与保守。本论文集中的不少篇目都试图在新的维度上扩展传播研究的视野。如孙玮强调从人的感官的角度理解媒介，章戈浩和张磊提出了传播研究的物质性转向并对这一理路的来龙去脉做了要言不烦的梳理，施畅从媒介考古学的角度扩展了传播研究的历史空间，季凌霄从声景概念出发，对传播的声音维度进行了开掘，袁艳则从交通与传播的同源性和传播的物质性出发，让我们注意到地理学在传播研究平台上的展开，姚建华对传播的另一个物质性维度——劳动在数字媒体时代的新议题做了总结，钱佳湧和刘辰辰则从巫觋文化的历史人类学视角探索了中国传播观念的本土源头。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题目均在有意识地开掘传播及媒介的丰富内涵，建构具有兼容性的传播研究平台。这些努力会使传播研究更具有吸引力和亲和力。
在这些对传播研究的视野进行拓展的努力中，传播的物质性是其中的核心议题。传统的传播研究将重点放在了符号（文化或批判取向）或信息（实证取向）上，以传播内容为中心，将内容的制作生产与内容的社会影响整合为统一的知识体系。这个施拉姆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以大众传播为中心，后来虽然加入了人际传播、群体与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子学科，但以信息为中心的范式并无明显变化。 这一范式将传播理解为一个精神交往，而忽略了信息传递的物质基础——媒介对于传播过程与环境的影响，也忽略了非信息的传播。这就使得传播研究的视野变得越来越狭窄，仅在传播的效果问题等少数几个问题上有发言权，彻底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咨询工具。对于传播研究在理论上的贫困，约翰?彼得斯早在1986年就做了尖锐的批评。可是一直到近年来我们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我们把之前看似与传播无关的身体纳入到考察范围之后，感官的维度就被打开，听觉、视觉、触觉等身体的感觉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立刻成为传播研究的新话题。当我们意识到信息对物质的依赖时，信息就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中心，甚至信息的编码规则与呈现方式本身也因为具有客观性而与物质性发生联系。同样地，当我们意识到传播不只是信息的传递，还是物质和人的流动时，大量社会学、人类学、通信学、传染病学的话题就向我们敞开。 当然，物质性转向还给传播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以信息和符号为中心的传播研究，同时也是以人为中心的研究。但是在以物质为中心的传播研究中，人的中心地位开始动摇。其实无论是中世纪的宗教哲学中，还是晚期海德格尔的哲学中，一旦在人之外确立一个更高的尺度时，人就不再是思考的出发点与归宿。后人类主义在物质性研究中就成为一个或隐或显的前提。当技术的发展推动着我们进一步突破传统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分法时，人类就不再是思考所有问题理所当然的绝对价值，他必须服从更为一般性的大道，即海德格尔所说的本有（Ereignis）。在这一秩序中，人与物一样，成为本有的媒介，既体现存在，同时也能够反思存在。中文的“媒”字便很好地揭示了这一“以人为媒”的观念。传播技术的变革领风气之先，传播研究是*先感受到暴风雨来临的海燕，怎样在后人类主义的基础上重新思考传播、媒介、人与世界的关系，很可能也会成为传播研究对其他学科的贡献。 除了收录过去一年中非常精彩地对传播的探索性文章外，作为惯例，本书**部分收录了《国际新闻界》每年**期刊登的新闻学、传播学和新媒体研究三个年度学科综述，同时承蒙《新闻记者》杂志的大力支持，今年我们继续刊登其三份品牌性的年度报告——《虚假新闻研究报告》《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和《中国传媒法治发展报告》。希望这六篇综述加研究报告能够全面地反映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及实践的*新变化。在给读者提供前面谈到的“点”的突破外，也提供一个“面”的整体印象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本书也收录了两篇历史研究的文献，一是刘海龙的《中国传播学70年》，二是刘鹏所写的《王中、甘惜分的新闻思想及“甘王之争”》。前者回顾了70年来中国传播研究的主要历程，后者则运用生命史的方法，通过中国新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事件揭示了中国当代新闻理论的内在逻辑。彭华新的《作为社会阶层的都市记者群体》一文则通过鲜活的故事，为我们描绘了理论的背后、媒介融合与转型背后被忽视的另一面。 本书计划中还收录了一篇陈力丹老师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精彩对话（《对话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呈现在书中，略有遗憾。不过好在这篇文章大家可以在《传播与社会学刊》的网站上免费下载，坏事变好事，这可能反而会增加他们网站的点击量。 和去年一样，这样一本2019年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的总结与前沿话题离不开各位作者和首发刊物的辛苦付出以及他们对本书编者、出版社的信任，他们的慷慨授权使得这本书能够以理想的面貌呈现在诸位读者面前。同时我的博士生吴欣慰、束开荣、于瀛、孙彤昕为这些论文的编辑和校对做了大量琐碎工作，他们同时也参与了《国际新闻界》的新闻与传播两个年度报告的撰写，为本书做了双重贡献。同时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人文分社副社长翟江虹与责任编辑谢旋、汤慧芸为本书的顺利出版所做的大量工作。 *后还要感谢广大读者的关心与催更，没有你们的支持，这本论文集不可能继续出版。 刘海龙
2020年9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