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叔堂

大叔**次从台湾往家里写信是1979年，从他1949年离开大陆，时间整整过去了三十年。如果他离开大陆时还是一个青年的话，三十年后他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老人。三十年的一万多个日日夜夜，大叔不会忘记他的家乡，不会忘记他的父亲母亲、兄弟姐妹，也不会忘记对大陆动态的关注。大叔定是从台湾的新闻报道中注意到了，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变成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陆把地主富农的帽子都摘掉了，每个人都是国家公民，处在平等的位置。大陆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调子上开始出现了缓和的迹象，并向台湾同胞发出召唤。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叔试探性地给家里写了**封信。后来大叔回忆说，为了写这**封信，他不知流了多少眼泪，眼泪不知打湿了多少信纸。算起来，他的父亲母亲都七十多岁了，他不知父母还是不是在世。一般来说，农村人的岁数能超过七十就算不错，能活过八十岁的不是很多。他担心这一辈子恐怕不一定能见到父母了。一想到这里，他就禁不住流下泪来。当时台湾和大陆还不通邮，大叔把信寄给在香港九龙的朋友，由朋友转寄到大陆的河南省沈丘县刘庄店镇南面三里的刘楼村。在信封上，收信人大叔没写三爷的名字，写的是自己的名字，他的名字叫刘本德。我们村还有一个叫刘本德的，他是刚刚摘帽的地主家的儿子。队长从大队里把信捎回后，就交给了村里的刘本德。村里的刘本德确有一个舅舅在香港居住，他以为是舅舅给他寄的信。他拆开信，找识字的人把信念来念去，信上的话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于是，他把信退还给了队长。既然信已经拆开了，队长就把信交给一个在村里教小学的老师，让老师在吃饭场里把信念一念，看看这封信跟村里人到底有没有关系。老师念信时，三爷也在饭场里吃饭。三爷对这封信并没有很注意听，他不会想到会有人给他写信。但是，当他无意中听到写信人自我介绍说：我的大名叫刘本德，我的小名叫天增。天增？三爷听到天增二字，如在晴天里听到天边传过来的一声雷，他一下子愣住了。同时他的手不由地哆嗦了一下，手里的饭碗差点儿掉在地上。他对念信的老师说：你再念一遍，他是说他叫天增吗？老师把那段话又念了一遍，确认写信人的小名是叫天增，老师说，天是天地的天，增是增加的增。三爷的眼圈儿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有些喃喃，他说：天增是我的大儿子啊！又说：天增你这孩子，你真的还活着吗？快，快把信念给他娘听听！三爷让老师拿着信跟他一块儿回家去了。三奶奶生了病，正在床上躺着。听老师念了信，特别是听大叔在信里写到：娘啊，儿不能在娘跟前尽孝，都是儿的不孝啊！三奶奶一下子哭了起来。她还像儿子小时候叫儿子的小名一样，说：增儿啊，增儿啊，你真是小增儿吗？老师是本字辈，他劝三奶奶说：三大娘，大哥有信儿了，这是天大的喜事，你应该高兴才是啊！三奶奶不哭了，挣扎着从床上坐了起来，她说：我早就知道，俺大儿不会死。他娘还没死呢，他怎么能死！他不回来，我就不死！大叔的信，在村里产生的效应是轰动性的，一时间，全村的家家户户都在谈论这件事。要是搁前几年，特别是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出这样的事情可不得了，一定会被村干部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把大叔视为阶级敌人，反动分子，并把大叔的来信与蒋介石反攻大陆联系起来看待。说不定村干部还会把这件事向公社革命委员会汇报，还说不定革命委员会会派人对信件和三爷三奶奶进行审查。然而，山不转水转，三十年河东转河西，随着风向的转变，人们的看法像被新风荡涤过一样，很快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村里人没有再如临大敌，只是有些惊奇，原来村里还有这么一个本字辈的人，三十年没有一点信儿，现在终于有了信儿。村里年轻人说，以前没听三爷三奶奶说过他们还有一个大儿子呀，两个老人的嘴可真够严的。村里人估计，名字叫刘本德的大叔既然还活着，一定是在台湾做了官，发了财，混出了人样儿。当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土地还没有分田到户，打工的潮流还没有兴起，人们还都在村里待着。听到大叔来信的消息后，人们纷纷到三爷三奶奶家里去了，好像大叔已经从台湾回来了一样，他们要看看大叔长什么样。来到三爷三奶奶家里，他们要求看信，要求把信的内容听一听。看到了大叔的信，他们像是看到了大叔一样。喜事让三奶奶的精神好了不少，她不在床上躺着了，要求吃饭，要求吃药，说一定要等到他的大儿子回来，跟他的大儿子见上一面。接着，三爷三奶奶就把已经分开家的全家人召集在一起，开始商量给大叔写回信的事。商量的结果，一是告诉大叔，他的爹娘都还活着，全家人都很好。二是希望大叔能赶快回来与家人团聚。三爷的二儿子也是读过初中的人，这封信回信本应由他来写，但他不敢写，他说他现在是提笔忘字，写不成句儿。他又说，台湾使用的是繁体字，他不会写繁体字。家书抵万金，给大叔回信的事事关重大，没办法，三爷只好请那位念信的老师来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