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

序章 《史记》入门 《史记》完成于西汉中期，即公元前1世纪初，是司马迁继承父业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 《史记》是我们现今了解项羽和刘邦金戈铁马、争霸天下，以及胜者刘氏建立西汉王朝这段历史*大，也是几乎唯一的线索。 当然，继《史记》之后，东汉时期班固撰写的《汉书》作为西汉全史来说具有比《史记》更完整的形式，但其内容却与 《史记》基本一致，而且也没有补充《史记》中所欠缺的史料。而且，为维护汉王朝的正统性，《汉书》存在就《史记》中的部分表述加以些许篡改的情况，有时甚至会描绘出一种完全不同的历史样态。对此，我们会在之后的内容中有所涉猎。 《史记》的叙事非常率真直白，它如实地记述了当时人的真情实感。我们确信，通过阅读《史记》并对书中所叙述的内容加以正确理解，便能够把握中国古代的历史脉搏。从此种意义而言， 《史记》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史书。 然而，此间也同时存在两个难题：一是如古代史的常见状况，《史记》保存的史料或记载的内容并不多；二是历史被篡改的问题，尤其是由于《史记》生动地描写了这一时期的历史，要想从中找出篡改的痕迹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因此，从《史记》简洁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提取多少有价值的内容？在如此充满魅力的记述中，如何分辨何处有篡改？这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但是，有两个事实给了我们面对困难的勇气。 刘邦出生在位于今江苏省的沛县丰邑，并在沛县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邑是分布在华北至华中北部一带的大型村落，其规模远比我们一般理解的村的概念要大得多，而且四周还被典型的城郭所环绕。 刘邦在晚年（按本书推算，未届五十岁）衣锦还乡，重回沛县，与故友旧知、父老乡亲终日大摆酒宴至半月之久。沛县的父老乡亲连日饮酒娱乐，畅叙旧事，喜庆万分。 刘邦召集家乡孩童一百二十人，亲自击筑，令其吟唱自创的诗句：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狂风吹起，乱云飞渡，一个从沛的田园小镇发迹的人*终登上了帝位。在整个世界都臣服于我强大的威严之时，我终于荣归故里，只愿网罗天下的勇猛之士永远守卫我的疆土。 高祖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 好一幅游子悲情断肠的思乡场景。刘邦说：“我虽将首都设在关中，但倘有一天客死他乡，沛依旧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这是他由衷的心声。因此，他将沛指定为自己的汤沐之邑，并免除其一切赋税负担。所谓汤沐之邑，是指该地的收成用于负担该地统治者的沐浴费用。这种负担实质上非常轻，但比这更重要的是，它赋予了沛作为支付天子沐浴之地的一种荣耀。 刘邦荣归故里，与家乡的旧知、父兄、诸母、子弟尽情欢笑， 饮酒叙旧。在这里，年长的男子被称为父兄，年长的女子被称为诸母，对邑人按家族的辈分关系互相称呼。 他们终日纵情欢谈，饮酒怀旧，吟诗舞蹈。其间自然谈到一些刘邦过去的趣闻，对他们而言，皇帝刘邦的趣闻轶事才属于真正的历史。 鲁迅在《阿Q 正传》中描写了一个不成器的男人，竟以遭村老爷谩骂殴打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因为村老爷是整个村的中心，即使遭其殴打辱骂，也因为自己与村里的中心人物有着某种关联而成为值得炫耀的资本。 一个曾被视为顽劣不堪的人，如今却贵为皇帝，成为中华世界的中心人物，刘邦怎能不产生作为男人的一种成就感和自豪感？那些沛县父老乡亲中，曾经与刘邦相互欺骗的人、与刘邦厮打斗殴的人、被刘邦抢去女人的人、因刘邦喝得烂醉而代付酒钱的人、为刘邦平息纠纷或代为圆场令其躲过官府追究的人，均有着说不尽的趣闻、道不尽的欢乐。 那个讨厌儒雅之士，见了儒生便令其脱帽并朝帽子里撒尿的刘邦回来了。在这里，无须任何烦琐的礼仪，沛的男女老幼围坐在皇帝身旁，忘却时空，尽情狂欢，一醉方休。 十余日的狂欢终于过去，刘邦也该归朝了，但沛的父老乡亲们仍恋恋不舍，竭力挽留。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留下一句“吾人众多，父兄不能给”的话而离开，但是沛人却空其县随之而去，至县西又献酒菜，刘邦只好停留，并与之续开酒宴达三日之久。 刘邦对沛的父老乡亲表示给大家添了麻烦，这说明宴会的费用是由沛人支付的。实际上，此时的沛属于那个靠辛勤耕种农田来维持刘家生计的二哥刘仲之子刘濞的封邑（领地），沛县的财政属于刘氏家族财政的一部分。由如上状况来看，或许沛人私下也支付了酒肉钱。在当时沛人私人款待刘邦，也就是现代所谓的“请客”。 当然，刘邦因此将沛指定为自己的汤沐之邑，赐予它永久的恩典。但是，酒宴由沛人自行负担、刘邦也很爽快地接受之事， 非常引人注目。在这十余天里，刘邦是客，沛人为主。 刘邦耐心聆听，并与大家开怀畅谈，在这十余天中所涉及的话题以及发生的事情，成为沛人怀念的永久记忆。 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沛县酒宴上，人们围坐在皇帝身边所谈论的内容，即使停留在口述史和说书的水平，也应被断定是带有一定权威性的言论。 这意味着刘邦个人的历史和汉初的历史在较早时期就有了定论。在中国这个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国度，时常会根据现实的需要而去改写过去的历史。例如，本来不过是流氓组织的一员或塞外蛮族的头目，随着其势力的不断壮大，在文献史料中却被描写成一位生来便有王者风范的圣人明主，此类实例在中国史书中并不鲜见。 既然具有历史意义的沛县酒宴上的言论被作为一种权威性的认识而固定了下来，那么，即使其仅仅停留在口述史的水平，也对日后的改写历史事实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抗拒。 《史记》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保持着当时的历史真相，而确保其真实性的关键便是那些亲历当时历史的见证者们所提供的证言。正因为如此，《史记》记载的史实才有可能免遭后人草率地粉饰或加工。 然而，在此有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早期便被视为汉初史实的沛县酒宴言论的性质问题。 刘邦确实是一个率真的人，他无意用儒家的道德观或过往统治者们的“至理名言”和价值观来装扮自己，因此可以肯定，他在沛县酒宴上的一言一行都是发自内心的。这是确保汉初历史免遭后人歪曲的基础之一。 那么，是否可以断定，在主要依据文献史料的同时，又收集了当时口头材料的《史记》就如实地反映了汉初的历史真相呢？或者说，即使其并非绝对真实，但也反映了汉初历史的基本状况呢？遗憾的是，这里却存有些许疑问。刘邦的率真出于他对自己 的利益与欲望的完全肯定，而沛县酒宴上的乡人所表现出的率真则出于他们对亲如兄弟的皇帝的赞美，以及对自己与皇帝具有这种特殊关系的骄傲，这属于一种再直率不过的率真。在这里，刘邦的一言一行都被正当化了。 在刘邦生涯的各个阶段，他的一切行为都会在短期内得到正当化。刘邦虽然是那种善于将自己行为正当化的天才，但毕竟许多正当化的过程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如果仔细阅读，自然能察觉出那些粗糙或不合情理的部分也同时被历史性地记载了下来。从沛县酒宴上的言行中发现如上问题的*大贡献，就在于我们有可能将常常被巧妙粉饰过的刘邦的历史拨云见日。 这也同时防止了后人对以此种方式形成的汉初历史进行随意删减甚至改写，就此而言，其对历史学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因此使后人可以抛却个人主观臆测，而去接受《史记》对那段历史的记述，并折服于它的权威性。 由此可知，《史记》虽无法完全摆脱当时如说书般的口述史的痕迹，但基于上述原因的存在，它仍然具备完整且准确的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