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太行纪事

为故乡的南太行 1. 两起车祸 从林哥死了！七天前，另一个外乡人也死了，两人在同一个地方！听到这个消息，我脑袋轰隆作响，一股寒意旋即袭身。此前一个月，我还在老家，和从林一起吃饭、喝了几杯酒。不过一个月，他却转身没了。这太令人猝不及防了。放下电话，我心情持续灰暗，似乎被铁屑塞满，眼泪下落，但又不知为何。傍晚，打电话给母亲，她的语调也有些黯淡，说了几句自家的事，母亲正要说这件事，我提前打断说，我知道，我知道，弟弟跟我说了。母亲叹息，从她的声调中，我也觉得了一种物伤其类的悲凉与黯然。 真正能够震撼与打倒人的，从来只有自己人和来自身边的某种事情。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早年当过三年兵，复员后娶妻生子，日子再难过，即便孩子大人破衣烂衫，也绝不会出去打工挣钱，以做小买卖，甚至以退伍军人身份到各级政府要抚恤过日子，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他经常去蹭饭，其母过世，新农村建设，他承担了全村的垃圾清理运输。这才不过三四年时间，谁知道，却在初冬的一个早晨，由于三轮车失控，撞在墙壁上，肋骨折断，插入肺中，到医院抢救无果，刚回到村子，就咽下了*后一口气。 在我们村几百年的历史上，也只有他和另外一个堂哥死于车祸。无独有偶的是，七天前，邢台县几个人到我们村买旧石板，下坡路上，车子翻了，其中一人当场丧命。这两人出事的地点，一在我幼年经常出入的村口，一在我们新家前面一道山岭之下。两者时间相隔七天。七天的“七”，在民间传统中，是颇有些意味的，诸如“头七”“七灾”“空七”“冲七”“烧七”“犯七”，等等，其中包含甚至充斥的，尽是死亡和惊悚。 弟弟在说这件事的时候，语气略有些平静。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心态。与我相比，他天天在那座名叫南沟的村庄，与那里的人几乎天天见面，甚至隔河相望。也许在他看来，这些意外都是正常的。这些年，弟弟在外跑车，日复一日，每次电话，我都要叮嘱他一定要注意安全。他每次都嗯嗯答应。他也说过，这些年在不同的路上跑，哪一年都会遇到别人的一些车祸，其状惨不忍睹或蹊跷异常。但他却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极少去叙述怎么样的一种见闻，哪怕再惊心动魄，他也觉得那些事情是该发生的，或者发生了，再说出来意义不大。这一次，他仍旧保持了自己沉默的本分，对从林哥及那位外地人的车祸，采取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口吻。 而我在千里之外。故乡，或者说，故乡的每一个人，其实我都熟悉，每次回去，看到他们逐渐老去，依旧在小小的村庄里爬山上坡，下地过河，不知名的孩子们很多，也纷纷长大，眨眼之间或是出嫁了，或是娶媳妇了。无论他们与我们家关系好坏，我都觉得，他们是长久的，谁也不会乍然而去，尤其是不会发生什么异常惨烈的祸端——死亡之事。从林哥的死，一下子颠覆了我久已形成的思维惯性，即在一个车辆极少、道路弯曲的乡村，可能会有外乡的行车人因为车祸而罹难，本地人则绝对不会。 当代文明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机器和各种智能工具逐渐代替并且垄断了人的本能和技能，机车便是其中*典型的。工具助人，再返回来限制人和削弱人，甚至对人进行某种意义的“反动”与“无形切割”，这是必然的事情，也将是人类面对的又一个强大的课题。 整整一天，因为从林哥及那位外乡人在我们村外的死，我心情灰暗，一整天都在被一种黏稠而腐朽的气息所笼罩，几乎喘不过气来。下班，与妻子说起，她也觉得悲伤，说生命的脆弱与无常。我很快就把话题引到了别处。因为我知道，很多负面的消息与能量，*好不要带给其他人。这时候，我才想起，前几年，另一个堂哥曾无意中对我说，我们这一脉杨姓人家的族谱，就在从林哥手中。 从林哥也姓杨，两百年前，我们还是一家人。 中国的家族，向来是先整体而后逐渐分散开来的。其中除了姓氏，同在一方地域生存繁衍之外，还有一根看不见的血线，将彼此紧紧相连，并且永难更改。尽管，因为战乱、灾祸等原因，有一部分人会远走他乡，有一部分人坚守原地，或者再从外地迁回来。时间在万物之间的作用，显然是巨大且又幽邃无比的，它不断地稀释和收集生死。 血缘变淡之后，即便曾经的同胞兄弟姐妹，人和人之间不仅也会陌生、疏远起来，而且会时常因为某些资源和利益，甚至鸡毛蒜皮的小事相互攻讦、伤害，进而滋生出诸多的怨气和仇恨，以至于你死我活，势不两立者有之，老死不相往来，背后捉弄与作践、戕害的也不在少数。 这是人间的奇观之一，也是人性幽暗与人心不定的根本所在。尽管，在我们南太行乡村杨姓聚居的村庄，这类情况也比较常见，但没有特别出格的事情。这其中，固然有行政及法律的作用，还有所谓的古老的“天条”与道德上的某些“律令”的约束。“行政”和“法律”的设置，其目的就是遏制人性之恶，而所谓“天意”或者冥冥中的“律令”则显得玄秘而又不确定。 2. 血缘意义上的合作与“开枝散叶” 前些年，曾有几次，我找到从林哥，拐弯抹角地说起家谱。他浓眉大眼，说话瓮声瓮气，嘴角间或有口水流出来。可无论我怎么说，他都说，没见到，不知道。我无奈。也想不通，一个家谱，应当为族人共享才是，自己留着毫无用处，只能在时间中越来越陈旧。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对这些没有兴趣。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多挣钱，*好暴富，是如何把自己家的日子过在别人前头，*好是方圆几十里内独一家。 可我还是很在乎家谱，我已经是小五十岁的人了。人年纪越大，越会在意来处与归处。我小的时候，常听爷爷说，我们这脉杨姓人家，包括沙河西部丘陵及太行山区的诸多村落里的人们，是明朝年间逐渐从山西洪洞一带迁徙而来的。爷爷还说，在我们与山西左权县分界的摩天岭上，长有一棵大槐树，一边遮着河北，一边笼罩山西，因此，我们都自称为“大槐树下的人”；民间还有身体的证据用来佐证说，凡从大槐树下迁徙而来的人，脚的小拇趾甲不成型，且是两瓣的，走路喜欢背着手。对此，民间有言“走起路来背抄手，小拇趾甲是两个。” 关于这一段历史，《明史·太祖本纪·成祖本纪·食货志》等记载，明朝年间的移民的目的，一是充实北平及其周边，二是朱棣将江浙一带的部分富商迁徙至京都，三是将山西长治、榆中一带的人充斥到河北北部、中部和南部及北京等地。其中有流民、犯官、殷实人家与富家商贾，以及赤贫之民等。其中，以赤贫之民人数为*多。 2012年2月16日河北新闻网的一则《沙河一退休教师修家谱印证明朝移民史》报道说，沙河退休教师任广民所持家谱记载曰：“吾任氏住山西洪洞，自大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奉诏迁内地古温州河（沙河）南岸下解。而此处民稀地荒，平野之间无非蓬蒿萋萋、荆棘森森、一望漫漫、寒烟而已。吾始祖讳泰身居此村，房屋尽坏，存身危难，唯营穴而居。于是开荒野矣种五谷；辟荆棘矣植良木。数年之间，衣食继日，良木胜用。经营房屋以居身；造书舍以聘士儒。设教子孙，讲明人伦。”如此说法，与今人冀彤军在明、清《沙河县志》基础上修撰而成的《沙河市志》中“明洪武至永乐年间，朝廷多次下诏从山西向直隶等地迁民，有不少人从山西中南部的榆次、平定、太谷、洪洞、沁州、潞安、辽州等地迁至沙河县。永乐以后，仍有迁入者。据不完全统计，沙河县有近一半的村庄由迁民所建”的记述吻合。 任广民所在的沙河市十里亭镇下解村，在我所指的南太行，即今河北沙河市、武安市和邢台县西部农村与山西左权县、和顺县接壤的地带以东60公里，处在邢台市羊范镇和沙河市白塔镇之间。从任广民家谱记载中可以看出，他们这一脉任氏家族，是“奉诏”从山西洪洞县迁徙而来的。而沙河以西，由渡口镇以西的太行山区地带的民众，多由明朝永乐年间的流民和赤贫之民组成。其中，渡口镇王瑙村的先祖明确为明时押送皇纲途中遭土匪哄抢，无法交差，便带着一干兵众和家人落草于此，筑城堡为防兵寇，俨然一座军事设施，至今为当地一大奇观和独具特色的古村落。 除此之外的村子，大抵是贫民和流民所建造的。一如我们村子。爷爷说，我们这一脉杨家的先祖，起初只有弟兄三人，从山西洪洞，一路流徙。翻过摩天岭，亡命向东，至今武安市和沙河市交界的西部山区，见此地太阳充足，草木葳蕤，土质尚好——古老的中国，土地肯定是人们选择建村立宅，以为百年大计的首选。于是乎，这兄弟三人，便在尚无他人居住的一道山坳里伐木为棚，采石建屋，而后又不断地在河沟边、平坦处开垦田地，如此数年之后，从前狐狸和黄鼠狼、蝎子蚰蜒、野兔野鸡横行的野地，便被一缕缕人间烟火所笼罩和替代。 如我们村。 “大爷爷名讳杨天啸，二爷爷杨怀玉，三爷爷……”这是爷爷告诉我的，而三祖爷爷的名讳，爷爷却想不起来了。那时候，我躺在他的身边，脑子里一直映现着这样一幅模糊的景象：三个男人，或许还有一到两个女人，也或许带着几个十来岁的男孩女孩。衣衫褴褛的他们，先是在黄土弥漫的道路上蓬头垢面，步履涣散。男人们胡子拉碴，目光坚定而又充满了悲伤与迷茫，女人和孩子们则皮包骨头，拄着拐杖还在打摆子。一阵风刮过来，他们当中没人背身躲避，甚至张开嘴巴，希望那些细腻的灰尘能够尽入口中，用以充饥。这种悲惨的遭遇，在王朝历史上屡屡出现。农耕时代的人，衣食不仅是维持生命、保持尊严的保障，且还是许多人毕生为之辛苦的唯一目标。 斯时，可能是夏天，蹒跚到摩天岭脚下，即现在山西左权县拐儿镇大南庄村和水泉村的时候，饥饿使得他们感到绝望，人生的一切都变得惨淡。他们不止一次地承受死亡的袭击，也不止一次地犹豫。人在*艰难的时候，选择死亡素来是一种常用的、一了百了的极致手段。可是，怎么能如此轻易地离开这个悲惨世界呢？再或者，有了孩子之后，所有的父母都会变得仁慈而坚强，也会使得绝境中的人们总是萌生奋力一搏，幻想奇迹或者明天会好一点的信念。 山上有草，尽管已经被很多人挖过了，草根也变得稀缺，树皮亦然。可山上总是可以找到可以抵抗饥饿的吃食，如观音土，别人啃剩下的榆树皮、洋槐树叶子等。这一夜，他们在茅草窝里度过了又一个晚上。天幕浩荡，群星毕集，与之相对的人间，却是如此的荒寒与悲凉。第二天继续行路。他们此行的目的，肯定是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土地不需要太多，能够安身立命，繁衍生存就行了。行至河北沙河市西部山顶，放眼望去，山川苍茫无尽，向东逶迤。斯时，这里已经有人落户，也都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家。弟兄三个商议了一番，便在另一处山坳寻到了一块地方，作为自己的新家。 在荒野建村，并不像加入某个村子那么简便，不仅要满足现实的要求，还得为子孙后代考虑。我们村所在的地方，为一小山坳，向上有几处平坦之地，至顶部，有一断崖朝北的方向，靠村子处，则为陡坡，一直向下，直通村庄。两边都有山岭，其中还有两个更小的山岭，下面是河沟，水流不断，对面是从后山绵延奔纵而来的小山包，其低处，土质松软且肥厚，自然条件是可以满足的。别说三家人，再有百十来人家也可以满足。于是乎，人身一落便成了村庄。 创业总是艰难的，好在，周边有比他们更早来这里扎根的人家，借个家具之类的，也比较容易，天长日久，相互间也熟悉了起来，起房盖屋的时候，也都相互帮忙。互助是人类在生存路上*符合人性的法则，也是人之所以群居的优势所在。如此几年后，我们的村庄逐渐成型，并与周边同类的村庄形成了相互依傍的关系。儿女大了，婚配开始，由此开始的新一轮繁衍，在南太行壮观而又不动声色。再后来，老人老了、死了，找了一块地方作为坟地，一代代的人生下来，又一个个地死去。天长日久，村庄与坟茔遥遥相望，互不干涉，但又血肉相连，魂魄相牵。每年的春节、元宵节、中秋节、十月初一，活着的人在地面的村庄享受各种吃食，以及吃得饱穿得暖带来的快乐，死去的人也会收到子孙后代为他们烧去的纸钱、衣服和酒水干果等。 这也是一种合作，或者说“血缘上的合作”，人之所以不断繁衍，其*重要的是为自己“留个后”，这是中国人的共识，也是数千年来，人类之所以绵延不绝，我们的传统文化一脉相承且能够感染其他习俗人们的根本原因。 所谓的文化，人才是*根本的载体。与之相对的则是，人群的矛盾。在一起久了，肯定会有矛盾，而农民之间*根本的矛盾，无非是土地以及村庄资源的分配，不公源于权利的专享，资源的匮乏也一再激发人们将之据为己有的野心和雄心。 任何一个村庄都是一个严丝合缝的社会，完整且充满了各种性质和功能。尤其是当血缘越来越淡，*初的三个亲兄弟的子嗣，再过五代之后，原来一个蔓子上的瓜，也开始形态各异，各怀心态。由此带来的矛盾和斗争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但我们的村庄至今保持了一个很好的传统，如遇到红白事，不论谁家，村人都要去帮忙。尽管，这种帮忙之中，掺杂了相互利用的因素。就拿“白事”来说，无论是哪一家，兄弟姐妹再多，也不可能独立地完成从收殓到安葬的全过程，必须有人施以援手。而在这件事上，外嫁的姐妹及其家人是不可以参与进来的。这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在很大程度上，先祖可能就是为了用来保障子孙们在大事上齐心协力，不相互撂挑子、看热闹——而特别制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