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文集人为何争斗/罗素文集

为什么人们默许国家的权力？ 原因有很多，有些出于传统，有些是非常现实和紧迫的。 服从国家的传统原因在于个人要忠于君主。欧洲国家是在封建制度下成长起来的，*初是封建领主的几块领地。但是，这种服从的源头已经淡出历史舞台，现在可能只在日本起很小的作用，在俄国起更小的作用。 部落式情感，一直是忠于君主的基础，它一如既往地强烈，现在更是国家权力的主要支撑。几乎每个人都发现，感到自己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被大家共有的友好和敌意所激励，团结起来进行防御和进攻，对于他自己的幸福是至关重要的。但这样的群体有两种：一种本质上是对家庭的扩充，另一种是基于有意识的共同目标而形成的。民族属于**种，教会属于第二种。当人们深受宗教信仰左右时，民族分裂会走向瓦解，就像宗教改革之后的宗教战争那样。这时，一个共同的信条比一个共同的国籍更牢固。在较之略轻的程度上，同样的事随着社会主义的兴起也发生在现代世界。不相信私有财产的人，认为资本家是真正的敌人，他们之间有一种超越民族分歧的纽带。它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抵挡当前战争所激起的热情，但它使这些人在社会主义者中的痛苦程度要比其他人轻，并使重建欧洲共同体的希望在这场战争结束之际依然存在。然而，总的来说，对信条的普遍不相信使得部落式情感获得了胜利，也使民族主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强烈。少数真诚的基督徒以及少数真诚的社会主义者在他们的信条中找到了一种能够抵抗民族狂热侵袭的力量，但他们人数太少，无法影响事件的进程，甚至无法令政府感到严重焦虑。 一个民族国家，它的团结主要来自部落式情感，但它的力量并非只来自部落式情感。它的力量主要源于两种担忧：对内是犯罪和无政府主义，对外是侵略；但两种都是不合理的。 文明社会内部的井然有序是一项伟大的成就，主要是因为国家权威的不断增加。如果不惹是生非的公民随时面临被抢劫、谋杀的危险，那将十分麻烦。如果胆大包天的人能为了劫掠而组织自己的军队，文明生活几乎将不复存在。这种状况中世纪时就有，没有激烈抗争它是不会消除的。许多人，尤其是那些从现有的法律和秩序中获利极大的富人，认为国家权力的任何缩减都可能会重蹈普遍无政府状态的覆辙。他们视罢工为国家解体的前兆。他们对诸如法国总工会和“世界国际劳工”之类的组织感到惴惴不安。他们记得法国大革命的教训，而且有一种并没有什么不自然的想保住自己性命的愿望。他们尤其害怕为蓄意破坏、政治暗杀这样的个人犯罪开脱的政治理论。在危险面前，除了维护国家权威并坚信与国家作对的所有行为都是邪恶的，他们看不到任何防卫。 爱国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 爱国主义建立在原始的本能和高度理智的信念之上。其中有对家、家人和朋友的爱，使我们特别渴望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不受侵略；有对同胞的一种温和的本能喜欢，一如对外国人的本能排斥；有一种自豪感，这与我们认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的成功息息相关；有一种在自豪感的暗示下、经由历史所强化的信念，认为自己的民族代表一种伟大的传统，代表对人类至关重要的理想。除这些之外，还有一个更崇高、更易受攻击的因素，一种崇拜的因素，即甘愿牺牲，乐于将个人生活与国家生活融合在一起。这种蕴含在爱国主义中的宗教性要素对于国家的强大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在为国牺牲这方面，它在大多数人当中争取到了*优秀的。 爱国主义中的宗教因素通过教育得到强化，尤其是通过学习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得到强化，前提是不要学习太多其他国家的历史和文学知识。在每个文明国家，对年轻人的所有教育都强调本国的优点和他国的缺点。人们普遍认为自己的国家更优越，因而在出现纷争时应得到支持，不管争端从何而起。这种信念如此真挚而根深蒂固，它使人们耐心地甚至几乎是高高兴兴地承受着战争带来的损失与艰难困苦。就像所有真诚信仰的宗教一样，它给人一种基于本能却又使之升华的人生观，使人对某一目的的投入超过对任何个人目的的投入，但在其解决方案中却包含很多个人目的。 爱国主义作为一种宗教，因缺乏普遍性而无法令人满意。它所追求的善只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非为了全人类。它在英国人身上激起的欲望和它在德国人身上激起的欲望并不一样。一个充满了爱国者的世界或许也是一个充满斗争的世界。一个国家对其爱国主义的信仰越强烈，对他国所遭受的损害就越漠不关心。一旦人们学会将他们自己的善服从于一个更大的整体的善时，就没有任何正当理由阻止人类的脚步了。正是掺入的民族自豪感在现实中很容易令人们萌生冲动，不吝牺牲地去驻守国家边境。也正是这种掺入物毒害了爱国主义，使之作为一种宗教位列于旨在拯救全人类的信仰之后。我们不能避免人们爱自己的国家甚于爱别的国家，也没有理由希望避免这样的事发生，就好像我们也不应该希望平等地爱所有的男男女女。但是，任何合乎需要的宗教都将引导我们通过对公正的爱来缓和感情的不公，通过实现人类的共同需求来普及我们的目标。这种变化发轫于犹太基督教，且必须发轫于一种仅为民族性的宗教，它的恶才能先得到净化。 事实上，爱国主义还有很多敌人要对付。随着人们通过教育和旅行获取更多关于外国的知识，世界主义不可避免地发展壮大。还有一种个人主义在不断增长，人们认识到每个人都应当尽可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目标，而不是因为地理上的偶然性而被迫追求社会强加给他的目标。一般来说，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和反资本主义运动在其倾向上是反对爱国主义的，因为它们使人们意识到目前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关心捍卫富人的特权，意识到国家之间的许多冲突都源于少数富豪的经济利益。这种反对可能是暂时的，只是劳工获取权力的斗争的一个插曲。在劳工以为可以安享胜利果实的澳大利亚，充满了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这是因为他们决心不让外国劳工分走自己从优越地位中获得的好处。英国如果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不是不可能发展同样的民族主义。但这种民族主义很可能是纯防御性的。对外侵略的计划，会在付诸行动的国家造成巨大的生命和财富损失，这些计划很难启动，除非是交给那些通过私有财产和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所产生的权力而强化了统治本能的人。 国家权力过度膨胀造成滔天大恶，却鲜为人知 国家造成的主要危害是提高了战争的效率。除了战争，现代大国的有害之处还在于它的幅员辽阔以及由此造成的个体无助感。一个不赞同国家目标的公民，除非他极有天分，否则别指望说服国家采纳他认为更好的目标。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除了极少数例外，几乎所有问题都是由一小撮官员和名流决定的；即使是少数留给人民投票决定的问题，也是由铺天盖地的群体心理而非个体主动性决定的。这一点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尤其引人注目，尽管有民主制度，但绝大多数人仍对所有重大问题有一种几乎完全无能为力的感觉。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民意就像自然界的力量之一，几乎完全不受任何人的控制。这种状况——不仅在美国，也在所有辽阔的国家——导致了某种疲倦和沮丧，这让我们联想到了罗马帝国。与古希腊或中世纪意大利的小城邦相反，现代国家几乎没有留下多少主动性的空间，也未能在大部分人身上培养出任何控制自己政治命运的能力。在这样的国家里，掌权的那少数人都是对统治有着不正常的野心和渴望，并具有巧言令色和含糊其辞的谈判技巧的人。其他所有人则因认识到自己的一无所知而相形见绌。 古老的君主制国家观念中有一种奇特的残存，即相信任何一部分人口生出的脱离整体的愿望中都蕴含着某种诡异的邪恶。如果爱尔兰或波兰渴望独立——很明显这种欲望必须坚决抵制——那么任何试图使之成真的举动都会被谴责为“叛国”。我能记得的唯一一个相反的例子是挪威从瑞典分离出来，此举虽获赞同，却没被效仿。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只有战败才导致国家放弃领土：虽然这种态度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国家有更好的目标，就不会采取这种态度。之所以采用它，是因为几乎所有大国的主要目标都是获得实力，尤其是战争中的实力，而战争中的实力往往是通过将不情愿的民众包含进来而增加的。如果民众的福祉是*终目标，某一块领土是否应包括在内或是否应形成一个独立国家这样的问题，将由该地区自由决定。如果这一原则被采纳，战争的主要原因之一将被消除，国家中*残暴专横的要素之一将被去除。 国家造成的损害主要源头在于以追逐权力为其主要目的。美国的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美国可以抵御侵略此处写于1915年。但在其他所有大国，国家的主要目标是拥有尽可能*强的外部力量。因此，公民自由被限制，反军国主义宣传受到严厉惩罚。这种态度根植于骄傲和恐惧：骄傲，就是拒绝和解；恐惧，就是对他国的骄傲和我们自己的骄傲相冲突的结果的惧怕。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偶然，即这两种丝毫不会耗尽普通人的政治热情的情感，完全决定了国家的对外政策。没有骄傲，就没有恐惧的机会：一个国家的恐惧源于另一个国家的骄傲。统治的骄傲——不愿以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外的手段决定争端——是一种被拥有的权力所极大鼓舞的思维习惯。那些长期习惯于行使权力的人变得专横、爱争执，不能平等待人，非要与人为敌。人尽皆知，校长会议比大多数类似实体更容易引起激烈分歧：每位校长都试图把其他人当成自己的学生；大家都不忿于被这样对待，每个人也愤恨其他人的不忿。有充权威习惯的人尤其不适合友好的谈判；但是国家间的官方关系主要掌握在该国大权在握的人手里。当然，在有一个君主实际统治的地方情况尤其如此。这在一个实行寡头政治的地方、在采取一些方法实现民主的地方，就不那么适用了。但在所有国家很大程度上都是如此，因为首相和外交部长一定是当权者。纠正这种局面的**步是部分普通公民真正对外交事务产生兴趣，并且坚决不让民族自豪感危及其他利益。战争期间，他受到鼓舞，愿意为了这种自豪感奉献一切；但在和平年代，他将比当权者更愿意认识到对外交事务一如对私人事务，应根据原则友好解决，而不是野蛮地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 国家的权力过大，部分是通过对内压迫而获得的，但大抵是通过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而获得的，它是现代世界的苦难和令人沮丧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使人们无法形成健全的心理。如果人们不想集体陷入绝望，像罗马帝国时期的人那样，就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纠正这种权力过度。 战争被光环围绕 不仅如此，也被传统、荷马、《旧约》、早期教育、精心编织的阐述有关问题重要性的神话以及这些神话所揭示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等团团包围。耶弗他是一个牺牲了自己女儿的英雄，但他如果没有为神话所欺骗，会让她活着。母亲们把儿子送上战场是英勇的，但她们和耶弗他一样受到了蒙骗。而且，在这两种情况下，如果作为神话起源的想象力视野中没有某种野蛮的张力，残酷议题中的英雄主义就会被消解。一个能因一名无辜少女的献祭而高兴的神，只能被那些认为接受这样一种牺牲并不完全令人憎恶的人所崇拜。一个相信其福祉只能靠遭受痛苦和造成数十万同样可怕的牺牲来保障的国家，对于是什么构成了国家的福祉并没有非常属灵的概念。舍弃物质享受、权力、浮华和外在的荣耀，总比杀戮与被杀、憎恨与被恨、盛怒之下摧毁时代的灿烂遗产要好百倍。我们已经渐渐学会把我们的上帝从远古以色列人和圣父赋予祂的野蛮残暴中解放出来：我们之中现在少有人相信祂乐于在永恒的地狱之火中折磨大多数人类。但是我们还没学会从古老的污点中解放我们的民族理想。对国家的奉献也许是当今时代*深刻、*广泛的宗教。如同古代宗教，它也要求迫害、大屠杀、残忍的英雄主义行为；它也像古代宗教一样高贵、原始、残酷甚至疯狂。现在，和过去一样，宗教在传统的重压下，落后于个人良知，它让人们的心灵对抗仁慈，让人们的头脑对抗真理。如果要拯救世界，人们必须学会高尚而不是变得残忍，坚定信念并勇于接受真理，志存高远而不去憎恨那些试图阻挠他的人。但在这一切实现之前，人们必须首先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他们一直敬拜的神是虚假的神，他们所做的牺牲是徒劳的。 （文字经过编辑，标题为责编所加，正文以出版物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