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布雷顿角的叹息

1　　我和你说啊，那个时候，安大略省的西南部正是金秋九月的好季节。美妙的秋日阳光照耀丰饶的土地，令人目眩神迷，好像再现了济慈诗中的美景。3 号公路的两旁堆满了一篮篮农作物和一筐筐花草。路边的招牌邀请人们来田里“采摘果子”。有几家人正在摘果子，他们的腰弯了又直，直了又弯，有的人踩着梯子，伸手去够苹果和梨，有的人提着装满的篮子，脚步蹒跚。　　在几个大农场里，大部分采摘工作由外来工人干。他们也是一家人齐上阵，不过摘下的果子并不属于他们，能拿走的只有应得的那点薪水。这片土地也不是他们的故土，工人们有的来自加勒比地区，有的是墨西哥的门诺派基督教徒，还有新不伦瑞克和魁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　　收割完的土地变得暗淡无光，农夫开着拖拉机将一片片老庄稼推倒，给新庄稼腾出位置。一大群海鸥满怀希望地跟在后面，粗声粗气地叫嚷，仿佛感激涕零。有一年，我奶奶恰好这时过来做客。当她经过利明顿郊外，见到一堆不合格的烂西红柿被推平碾碎，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为这“可耻的浪费”哭泣，差一点没跑到地里去，将那些西红柿“救出”犁沟，免遭厄运，只可惜她与自家的储藏箱相隔了一千五百英里。奶奶几十年如一日，在春夏时节为那几株生长在石头地里的宝贝疙瘩施肥，到了秋天，便摘下寥寥几个好不容易存活下来的仍是青绿色的西红柿，将它们摆放在窗台上，盼着斜射进来的微弱阳光能将它们催熟。对她　　而言，那几颗西红柿就是稀罕的宝贝，十分难得。所以，当她在利明顿的郊外见到那些西红柿被丢弃，着实抑郁了好一阵子。我猜她根本抑制不了这种感情，就像我们在*不恰当的时机总是抑制不住去想烦心事。　　这样，我一边回忆往事，一边开车沿金黄富饶的公路驶向目的地多伦多。每逢周六，我便踏上这段旅程，每次都是一大早出发，尽管没有任何必要赶这个早。在春秋两季，我会走一条风光更好的长路，比如2 号公路和3 号公路，有时也走98 号公路和21 号公路。这几条路曲折蜿蜒，令人心情畅快，不时还能见到狗儿跑到路边朝过路车的轮胎狂吠，这对于漫长的旅程而言是个极好的安慰。似乎在它们眼里，这些车也算得上一件大事。而在酷热的夏天和严寒的冬天，我一般走401 公路。401 公路，不少人一听就知道，它起源于美利坚，笔直而忠实地通往魁北克的边界——也许有些人认为那里是另一个国家。这条公路为*大限度　　地运送人和货物而修建，它是*快捷的选择，也是*平庸、*无趣的选择。在我看来，它是一个标志，就算不是*快*窄的路，也算得上是*直截了当的路，或者说，是“唯一的一条近路”。　　401 公路有特定的入口，若是你要去的地方就在这条路上，它会像运送西红柿的传送带一样，干净利落地把你送到目的地。只要你忠实于它，它便会忠实于你，让你永远、永远都不会迷路。　　不提这条公路的入口怎么找，我们先说说多伦多城——它总是奇迹般出现在你眼前。车流越来越多，你需要重新协调神经去适应汽车的停停走走，若想去到目的地还真得费点脑筋。　　央街沿线以及往西的繁华地带，反核人士们正手举招牌游行，高喊：“一二三四五，反对造核武！六七八九十，远离核辐射！”街对面并行的是另一队同样坚决的人马，令气氛更加剑拔弩张。只见他们举着的告示牌上写着：“反战人士，你们是红党的*爱。”“不挺加拿大，不要赖在这。”“不爱加拿大，统统滚出去。　　”　　行至位于央街和士巴丹拿大道之间的皇后西街，我渐渐放慢速度，观望四周，盼着能在这条街上看见他，盼着他会在这里迎接我，不管我从哪条道过来。然而这次我并没有如愿。我驱车拐进一条小巷，那儿有几个上锁的垃圾桶，偶尔还有条狗拴在旁边。玻璃碴已被压平碾碎，对轮胎不再构成威胁。逃生通道和楼梯横七竖八地插在楼房后面，各种声响从虚掩的门窗里倾泻直下，有来自不同国家的音乐声和歌声，有大到好像吵架的说话声，以及不断传来的玻璃破碎的声音。　　秋日的阳光下，我把车停在午后的小巷，沿围墙走上人潮涌动的大街。街上到处是讨价还价的买家，吆喝的老板，捡垃圾的人。店铺肮脏的窗户上挂着手写的招牌，出售的商品简直应有尽有，而且看上去都十分划算。　　这些铺子之间，有几扇门是那么普通，总是被人忽视。它们大多漆成棕色，有的门牌上掉了一两个数字，在钉子上摇摇欲坠，有的甚至连门牌都没有。推开这些门，你会见到一排信箱，有的信箱用灰色胶带贴着姓名。门里大多有一段陡峭的木头楼梯，径直通往顶楼。顶楼的走道亮着昏暗的白炽灯光，两边房间都住着人，有的顶楼还不止一层。房间就在那些店铺的楼上。和料想的不同，这里的住户几乎都不是店铺的老板，而是身无长物的穷光蛋。就连屋里的家具大多都不是他们的，所以在搬家时——他们总在搬家——也不用翻黄页找搬家公司帮忙。　　住户之中只有几对夫妻，更多的是形单影只的人，大多是已过中年的男人。有时候，一整条走廊的房间住的全是男人。由一两个小单间组成的公寓楼里*常出现这种情况。走廊里只有一个小小的卫生间设在尽头，供整层楼的住户使用。这些卫生间的门永远也锁不上，坐在里面必须用一只脚顶住门。不时能听见内急的人站在关着的门前大声询问“里面有人吗”，像是一大家子人起床后抢着用厕所。卫生间内，厕纸用一团精心缠绕的线挂着，发出昏暗光芒的灯泡也套了一层铁丝网，以免被人偷去装在自己房间。污渍斑斑的水池里，有个龙头永远关不紧，不断滴落的水珠留下一条黄色的污迹。热水几乎用不上，再上一层楼更是见不到它的存在。　　那些紧闭的门后依然会传出模糊的声响。*好辨认的是男人咳嗽和吐痰的声音。这儿几乎所有人都是老烟枪，有人只穿条内裤坐在床边，自个卷烟卷儿。还能听见收音机和便携式小型电视机的声响，这些器件就搁在桌上或是空空如也的冰箱上。毕竟这儿吃得丰盛的人着实太少。大多数房间都没有炉灶和可用的烤箱，泡着饼干的西红柿汤得放在热金属板上加温。空气中常年飘着面包的焦煳味，窗台和锈迹斑斑的暖气片上随处放着装速溶咖啡的罐子、装茶包的纸盒，以及袋装的曲奇饼干。这些添加了大量防腐剂的食物像是几个月都不曾有人动过。　　我走进一条这样的走廊，把街上的阳光抛在了身后，又爬上了一段这样的楼梯，来到了顶楼的大厅。这已经是他几年来第三次住在这个地方了。兜兜转转，*后又回来和这里的房东签合同——他还为房东打过杂呢。房东一次次答应他回来住的请求，看中的就是他还算可靠，以及他们好几年的交情。房东以前用棕色纸袋装酒卖给租客，他有很多烦恼想找愿意听的人倾诉。他说生意不好做，租客们要不就欠着房租趁黑夜偷偷搬走，要不就把他和老婆买来的家具偷走卖掉，要不就配上好几把钥匙让朋友住进来。他还说世道艰难，晚上在家看电视看得好好的，总会接到警察的电话。有时是租客们又打架了，有时是喝高了的人拿餐刀互捅，有时是有人屎尿横流地死在床上，被堵在喉咙里的呕吐物活活憋死。遇到这种情况，他都不知道该联系谁。他说这些尸体一般都“捐给科学事业”了，又补充道：“这就能显出你的好处。　　万一他有个闪失，我还知道该联系谁。”房东是个矮胖男人，年幼时从欧洲过来，后来发了些财。他的几个孩子都读了大学，他们在他钱包里的照片上微笑着，露出洁白整齐的牙。他为他们感到骄傲。　　我走在楼道里，心里照例有些不平静，总担心出什么事。要是敲门没人应，门又锁着，我会把耳朵贴上钥匙孔，看看能不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声。要是没听到动静，我就返回街上，到隔壁的小酒馆看看。那儿的啤酒杯下面永远都有一摊不干不净的水渍，一滴一滴往地上淌；那儿的酒客们摇摇摆摆从卫生间走出来时，总是拉不上裤子拉链。　　而这次，我一敲门，他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进来吧。”　　我推了推门，推不动。“门锁着呢。”　　“那你等等，”他答应道，“等一下。”里面传来三声忽快忽慢的脚步声，接着听见砰的一响，就没动静了。　　“你没事吧？”我问。　　“嗯，没事。”他回答说，“等等，马上就给你开门。　　”　　门锁一转，门开了。我走进去，他站在一旁，两只大手撑在门把上，身体随着门的开合而摇晃。他穿着短袜，棕色工作裤，系一条同色的宽皮带，上身只穿了一件泛黄的白色羊毛内衣。这件衣服他一年到头都穿在身上。　　“啊，”他说的英语混杂着盖尔语，“啊，红头发男孩，你终于来了。”他后退几步，把门往里拉开，手依然撑在门把上。他左边眉骨上有一道伤疤，很可能是刚才绊倒那会儿磕在了床垫角落凸起的铁架上。血顺着他的脸往耳后流淌，流到下巴上，脖子上，*后消失在内衣下面的胸毛中，几乎要滴在地上，但没有，也许全被裤管口接住了。鲜血沿着他脸上的沟壑流淌，如同山涧小溪蜿蜒流入大海。　　“你磕伤了吗？”我说着，想找纸巾给他擦掉那条血的小溪。　　“没有啊，”他不解地问，“怎么了？”他顺着我的目光，抬起撑在门把上的左手去摸脸，然后惊讶地看着手指上的血迹。“哦，没事，擦伤了而已。”他说。　　他放开门把，蹒跚着退后，跌坐在乱七八糟的床上，弹簧发出一声抗议的声响。他的手一放开门把，便开始剧烈地颤抖。坐下来后，两只手垂在身旁，牢牢抓住铁制的床架。他抓得那么牢，布满伤痕的粗大指节都开始发白，不过手终于是不抖了。　　“只要我能抓着点什么，”他晃动身体，自我解嘲地说，“就好得很。　　”　　我看看四周，这个熟悉的小房间依旧简单得要命。房间里见不到任何食物，看来他今天还没吃过东西。水池边的垃圾桶里有一个琥珀色的瓶子，是那种甜得发腻的廉价酒的包装。瓶子是空的。　　“你想吃点什么吗？”我问他。　　“不用，”他回答得很干脆，停顿一下，又补充了一句，“没东西可吃。”他重重说出*后一个字，笑了。他的眼睛和我一样黑，他的头发曾经也是黑的，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蓬透亮的白色。这头发是他身上仅有的仍然充满生机的东西，从额头上源源不断地冒出，因为没有修剪，已经漫过了耳朵，淹没了颈脖。这种迹象表明这个人吃得太少、喝得太多。酒精是一种奇怪的养料，它让顶端的叶子繁盛丰茂，却令整棵植物麻木枯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