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创办社会工作机构口述史(第一卷)

要说我作为**个吃螃蟹的经历和感受，还真的可以说是历尽沧桑、百味人生。 一、月黑风高，星星点灯 2007年1月的一个上午，我接到深圳市民政局人事处程玉龙处长的电话，说是希望由我来创办**家社会工作机构（以下简称社工机构）。我感到非常突然，不知所措，只好说让我考虑一段时间。 2006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要建立一支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这表明中央开始重视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了。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工作长期处于深冬季节。教育上社会工作在大学是个冷门专业；实践上除了上海市在2003年开展的司法社会工作以外，其他地区都没有社会工作专业服务。上海市政法委下设三大社团，分别提供禁毒、边缘青少年和社区矫正服务，具有很强的政府色彩。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召开以后，民政部为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于2006年底在深圳召开了全国民政系统社会工作人才建设推进会议。在深圳市民政局领导的争取下，民政部把社会工作试点的任务交给了深圳。民政部之所以选择深圳而不是上海，我想主要原因是希望在中国推行“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社会工作发展模式。此外，我国香港是社会工作发展比较好的华人社区，而深圳毗邻香港，加上又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民政部希望深圳学习借鉴香港经验，并且得到香港学术和实务界的帮助。 深圳接受试点任务后，很快成立了以市委副书记为组长，市委组织部部长和分管副市长为副组长的社会工作人才建设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一个跨部门小组专门负责社会工作调研和文件制定。该组成员包括组织、人事、财政、民政、教育、司法、卫生以及工青妇残等1O多个部门，我很荣幸受邀参与其中。 在社会工作试点制度出来之前，深圳市民政局就提出想要率先在民政系统先行先试，以“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模式来探索社会工作实践。局领导希望找个适合的人来创办一家民间社工机构，然后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在市民政系统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我成了这个幸运的人。我想民政局领导选择我多半是因为我的专业背景吧！我博士毕业于香港大学社会工作系，当时又担任深圳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所以，我在接到程处长的电话邀请后，虽然当时感到有些诧异，但后来仔细想想还是在情理之中。然而，我要不要接受呢？ 现在高校教师广泛参与校外实践，甚至还有开公司的，大家都觉得很正常。然而，在那个时候，高校教师的角色定位就是教学和科研。教师创办机构是一件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的事情，甚至被认为是离经叛道和不务正业的事情。我多次问自己：“这可以吗？可能吗？”先不谈政策上是否允许教师创办机构，更主要的是创办机构可能会遭受校内外广泛的质疑和批评。后来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我的这一顾虑。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让我犹豫的原因就是当时的社会工作发展状况。现在很多人都知道社会工作，也认为社会工作比较重要。可在当时，除了高校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和学生，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甚至没有听说过社会工作，都把社工看成是居委会大妈或者志愿者。大学里填报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很少，就业时也没有社工岗位。在这种背景下要去创办一家社工机构我当然会有很多顾虑。我担心能不能招得到社工，能不能发得出工资，如果以后政府不购买社工服务了，机构和社工怎么办。这些都是非常实际的问题，我必须考虑。老实说，我当时一点信心都没有，一点也看不到社会工作发展和社工机构的未来。 另一方面，社会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又不允许我退缩。我本科学的是英语，做了9年大学英语老师，后来因为个人兴趣读了社会学专业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深圳大学。深圳大学1997年成立社会工作专业，我很幸运地成了**批社会工作专业的老师。1999年，我去香港大学读了4年社会工作专业博士，后来当上了社会学系主任。现在看来，港大的学习经历对我影响很大，让我认识了社会工作，并形成了很强的社会工作使命感；而系主任的职务则让我有了更强的专业责任感。作为系主任，我考虑的不仅是自己的职业发展，还要考虑教学、实习和就业等专业发展问题。当时的社会工作专业环境非常不好，招生没人报、教学师资差、实习没平台、毕业没人要。我也采取了一些办法想要有所改变，但效果甚微。毕竟大环境摆在那儿，个人很难改变。那个时候我们常常抱怨政府不重视社会工作，不给社会工作发展机会。所以，当我们遇到千载难逢的社会工作发展机会时岂能轻易放弃？我当时就想，创办社工机构不仅可以提高自身教学和研究能力，还可以解决我们系师资培养、专业实习和学生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还可以推动深圳乃至全国的社会工作发展。 所以，当几天后程处长再打电话询问我的意见时，我就同意了。 二、嫦娥奔月，金轮初转 作出创办机构的决定后，我有很多具体事情要做，比如说找办公场地、机构注册、招聘社工及开展服务等。 （一）机构起名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所有的一切，都要从机构起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