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经济学·研究系列反倾销的模式、动因与影响研究

第六章 反倾销对中国出口企业市场选择的影响 **节 引 言 1995年世贸组织（WTO）成立以来，随着各成员国承诺限制几乎所有国际贸易商品的关税税率其中欧盟、美国、阿根廷、巴西、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和哥伦比亚针对HS标准下100%的产品实施了关税限制，而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印度尼西亚、南非、埃及和巴基斯坦等也对95%的产品实施了关税限制。详见Bown & Crowley（2016）表1。世界范围内贸易政策的确定性日渐增加。然而，WTO允许成员国在满足特定条件的情况下临时提高关税，世贸组织成员因此越来越多地使用WTO协议的应急条款来征收临时性关税。根据协议规定，当一国从另一国进口的特定产品数量激增，而本国的进口竞争行业就业下降或利润受损时，该国可以对来自出口国的一种或一组特定产品征收应急关税。参见Bown & Crowley（2016）及Bown & Crowley（2013）中对WTO应急关税政策的讨论。Bown & Crowley（2016）表3“1995—2013年各国临时贸易壁垒对进口商品的覆盖率”中，WTO应急条款下，各国在1995—2013年间关税上调的产品覆盖累计百分比分别为：墨西哥22.9%、美国10.3%、欧盟8.1%、印度8.0%、阿根廷4.8%、土耳其4.2%、加拿大3.4%、中国3.1%、巴西2.8%、澳大利亚2.5%以及哥伦比亚2.3%。应急关税的征收会对贸易产生直接和间接的影响：直接影响是导致关税目标产品的进口减少，而间接影响则表现为，该信号意味着目标产品在第三国市场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本章为应急关税引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间接效应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与以往研究不同，本章通过创新性的识别方法分析了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的企业反应，同时有效控制了产品层面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供需因素。现有文献多研究政策不确定性降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目前尚没有实证研究对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进行估计。然而随着全球范围内自由贸易协定和关税同盟热情的衰减，如英国公投脱欧以及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等，对于关税上调如何影响国际贸易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本章研究了不确定性的增加如何影响2000至2009年间约193000家中国出口企业的外延边际，即产品和市场的进入与退出。反倾销是WTO应急条款下*重要的政策工具，因此本章重点分析中国企业在拥有反倾销法的外国市场中可能面临的关税税率变动影响。 对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分析建立在反倾销税的重要特征之上，即反倾销税的使用在各国之间具有相关性。由于针对产品—出口国征收新的反倾销税在各国市场是相关的，进口国对中国出口企业征收反倾销税可以用来表示同一产品在第三国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增加更准确地说，对未来关税不确定性的测度方式是经由对关税方差的增加实现的。对关税方差的增大提高了未来关税期望值，而之后关税的变动并未实际发生，本章将对这种情况进行识别。。Tabakis & Zanardi（2016）的研究发现，全球反倾销存在“回声效应”，即各国之间反倾销税的实施具有一定相关性。在出口国—进口国—产品层面，1980—2005年全球15个进口国和39个出口国中新的反倾销税实施概率仅为0.024%，可见一国的反倾销只是小概率事件；但是，在t-1年存在反倾销税的前提下，任何其他14个进口国实施反倾销税的条件概率却上升至0.721%。综上所述，尽管反倾销政策下的关税上调很少发生，但当某个进口国提高关税之后，第三国对同一产品提高关税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为了分析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本章采用Handley & Limao（2015）的理论模型进行分析，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企业出口的价值降低，并导致企业进入新市场的概率下降。与该理论分析对应的事实是：当某国对特定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时，该产品面临的关税税率不确定性会提高，并且在第三国的进入概率降低。例如，基于样本计算可得，产品新进入欧盟（美国）市场的平均概率为4.74％（5.56％），而当一家企业出口至其他市场的产品被征收反倾销税后，该企业—产品新进入欧盟（美国）市场的条件概率下降至2.95％（4.60％）。由此可见，与从未受过反倾销的企业—产品相比，在外国市场面临反倾销税的企业—产品进入欧盟和美国市场的概率下降。样本数据中呈现的这种“关税恐慌效应”为本章的计量分析奠定了基础。 实证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而关税变动并未实际发生的产品—目的地—年份进行识别，然后估计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冲击影响下的三种不同情况：（1）关税目标企业以目标产品进入其他外国市场；（2）其中一种产品面临关税征收的多产品企业以其他产品进入其他外国市场；（3）由于未出口到关税上调的市场，从而未受关税变动冲击的其他企业进入其他外国市场。 对于以上每种情况，本章都以单个企业作为行为主体对产品层面的新市场进入模型进行了估计。对于**种情况（关税目标企业以目标产品进入其他外国市场），这里假设这些受一国关税影响的企业因此更新了他们对其他市场未来关税的预期，而其他出口同一产品但未受到关税影响的企业不会改变他们对未来关税的预期。该方法的优势在于，通过对企业间不确定性冲击的影响进行识别，我们有效控制了可能随时间变化的产品需求因素如果一些企业在没有受到关税影响的情况下改变了他们的预期，那么这里的假设意味着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估计值将趋近于0。通过分析发现，关税恐慌（并未如期实现的关税威胁的增加）分别使制造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市场进入概率降低了5.2％和10.0％。 随后，我们利用企业内部跨市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差异进一步加强了对不确定性冲击的识别。可以将世界各国分为两类，即临时性关税的积极使用者和其他很少或从未使用反倾销税来限制进口的国家。研究发现，只有在**类曾通过应急措施提高关税的国家中，才能观察到关税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这与本章的理论分析完全一致，从而证实了该结果是企业层面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反应，而非企业内部不可观测的随时间变化的成本冲击的影响。 对于第二种情况，我们不禁会思考：一种产品的关税上调是否会增加类似产品或密切相关产品的未来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章将产品组（即 HS4 位产品）作为受到反倾销税影响的产品进行识别，并估计了这些产品进入未征收反倾销税的第三国市场的概率Tabakis & Zanardi（2016）发现，反倾销税的实施在HS4产品层面的国家之间也是正相关的。所以他们将反倾销的“回声效应”定义为密切相关产品而非完全相同的产品在国家间受到反倾销的相关性。。分析发现，一种产品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溢出到企业内的其他产品；制造企业和贸易企业的密切相关产品进入新市场的可能性分别下降了7.1％和8.1％。 本章还对贸易政策信息是否存在溢出效应进行了讨论，并分析了政策信息传播到其他出口企业的机制。具体而言，分析了有关未来关税上涨的消息是否会从受关税冲击的企业传播至出口相同产品到其他市场的企业。利用企业的地理位置信息，我们可以估计有关进口国反倾销税的消息如何传播并影响不受政策直接冲击的企业的出口行为。通过对所有中国城市产品层面的贸易政策信息冲击进行构建并分析，我们发现受到更强烈贸易政策信息冲击的企业进入新市场的可能性更小。该发现揭示了中国出口企业位于工业集聚区的一大优势，即能够及时获取有关外国市场情况的相关信息。 此外，本章还对中国企业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时退出外国市场的情况进行了类似的分析。研究发现，市场退出在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情况会下大幅增加。根据企业在目的地国的市场份额和相关产品在多产品企业中的重要性，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下的市场退出在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反应。 基于已有的参数估计值，本章构造了两组不同的反事实估计：（1）由WTO应急条款导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贸易损失；（2）2001—2009年间，由于中国加入WTO消除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增加的出口企业—产品进入数量。基于回归样本，我们首先对由于使用WTO应急关税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损失进行了估计，即2001—2009年间有多少贸易量因此“消失”。其次，假设一个从未参与贸易协定的国家与WTO成员面临相同程度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那么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提高或降低将对其市场进入具有对称的影响，因此可以利用模型反事实估计中国加入WTO以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增加了多少中国出口企业的市场进入。 临时性关税产生的不确定性影响了回归样本中约4％的产品，并在制造企业和贸易企业中分别造成了平均每年1779和519个市场进入损失，这些市场进入损失约占年均制造（贸易）企业市场进入的2％（1%）。如果将这些企业的平均出口价值与损失的市场进入相关联，可以得到2001—2009年累计损失的贸易估计值，为253亿美元。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缺失的贸易仅仅是由于样本中每年约4％的产品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上升，而不包括关税变动所造成的直接影响。基于已有研究对反倾销直接影响的估计结果Prusa（2001）发现美国反倾销税的实施使得美国从目标国的进口下降了50%～60%；而Besedes & Prusa（2017）则发现反倾销对扩展边际的巨大影响：美国反倾销使得目标国的市场退出概率提高了50%。另外，Lu, Tao & Zhang（2013）针对中国企业出口到美国的研究发现，美国反倾销税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将分别带来中国出口量和出口企业25%和7%的下降。，本章对反倾销间接效应的估计值是相对合理的。 对于中国加入WTO的反事实分析表明，假设中国不加入WTO，其所有产品都将面临与反倾销政策的影响相同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那么就可据此得出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影响的反事实估计。2001至2009年，样本中每年企业—产品—目的地市场层面的实际进入数量为121305，估计可得每年有56385个市场进入者是由中国加入WTO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占每年新市场进入总量的46％。尽管新进入者的总出口额要比成熟出口者少，但其仍对整体出口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二十年中，国际贸易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中国出口的急剧增长。这里的分析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下降正是中国出口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本章与国际贸易三个不同方向的理论相关，并对其有所贡献，这些理论包括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优贸易协定设计以及企业进入退出外国市场的相关研究。 首先，本章提供了一种关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新的识别方法，该方法可以准确地识别和估计企业及产品层面随时间变化的冲击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本章提供的经验证据进一步验证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相关理论（Handley & Limao，2015；Limao & Maggi，2015），对现有的经验研究进行了有益补充。关于政策不确定性的理论首先以Bloom（2009）的开创性研究为基础，然后这些研究主要依赖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在同一时间点的横截面变化（Handley，2014；Pierce & Schott，2016；Handley & Limao，2017）。已有的经验研究主要利用加入贸易协定作为消除关税不确定性的自然实验，以识别其对相关经济结果的影响，其中包括企业出口、贸易量以及进口竞争行业的就业等另外一些相关文献研究了中国冲击的影响，即中国加入WTO以后的出口增长对贸易伙伴国产生的各种影响。其中Bloom, Draca & Van Reenen （2016）(2015)发现，与中国进口的竞争促进了欧洲企业的创新。然而，Autor, Dorn & Hanson（2013）和Autor, Dorn & Hanson（2019）则发现与中国的竞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婚姻、家庭以及儿童幸福都具有负向影响；Keller & Utar（2016）还发现来自中国的进口造成了丹麦就业的两极分化。 Handley（2014）研究了WTO框架下限制关税协定对澳大利亚进口的阻碍作用；Handley & Limao（2015）则估计了葡萄牙加入欧盟的影响；Pierce & Schott（2016）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如何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Handley & Limao（2017）则发现，中国加入WTO带来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可以解释22%～30%的中国对美出口增长Handley & Limao（2017）对不确定性下降对中国贸易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总体影响进行了估计，而本章主要针对的问题在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如何影响企业进入的扩展边际。 其次，本章证明了应急条款带来的不确定性影响可以用来对其成本进行测算，从而对*优贸易协定设计的相关研究有所贡献。另外，本章还有效估计了由贸易协定提供政策稳定性所创造的价值。长期以来，关于*优贸易协定设计的理论一直在保证政府政策可信度的刚性承诺与减轻经济或政治冲击的灵活性条款之间存在矛盾Maggi（2014）对有关贸易协定的文献进行了分析，而Beshkar & Bond（2016）则总结了有关贸易协定中应急条款的文献。。在其开创性的研究中，Staiger & Tabellini（1987）认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政府在引入自由贸易体制时面临时间一致性的问题。此后，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应急条款是支撑低关税特征的贸易协定的重要条件（Bagwell & Staiger，1990），这类贸易协定可以帮助政府克服承诺可信度的问题（Maggi & RodriguezClare，1998；Maggi & RodriguezClare，2007；Limo & Maggi，2015），并且提供了政治上的*优效率（Bagwell & Staiger，1999），同时合同不完整和争端解决是贸易协定灵活性的重要组成（Horn, Maggi & Staiger，2010；Maggi & Staiger，2011；Staiger & Sykes，2011），而允许向下的灵活性单方面承诺在福利上也优于确切级别的承诺（Amador & Bagwell，2013；Beshkar & Bond，2017）。与此*直接相关的文章是Limo & Maggi（2015）的研究，他们发现，法律变更或加入贸易协定而使得未来关税的不确定性降低，这会导致贸易扩大、企业进入出口市场，且该影响甚至大于关税削减带来的直接影响。Vandenbussche & Zanardi（2010）通过估算1980至2000年多国贸易引力模型，分析了促使关税上调的国际贸易规则的“寒蝉效应”，该研究的关注点是关税上调的直接影响和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间接影响的综合效应，而相应法律和程序的采用引起的关税提高会导致进口总额下降5.9％。本章通过对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进行分解，并对临时性关税引起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间接效应进行准确估计，从而对此类文献进行有益补充。 *后，本章为企业出口率不高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尽管关税税率已经很低、运输成本适中，但主要经济体中的大多数企业并未选择出口Bernard, Jensen & Redding（2007）发现2002年美国制造业中只有18%的企业出口，而Eaton, Kortum & Kramarz（2011）则发现1986年只有15%的法国企业选择出口。分析表明，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即使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小幅增加也可能对市场进入产生重大影响。该发现是对相关文献（Albornoz, Pardo & Corcos，2012；Chaney，2014；Conconi, Sapir & Zanardi，2016；Defever, Heid & Larch，2015；Defever & Ornelas，2016；Fernandes & Tang，2014；Schmeiser，2012）的补充，有助于研究企业进入和退出动态及空间分布特征，并进一步理解贸易壁垒对出口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