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日记

1942年6月12日 星期五 我想信任你，把什么都告诉你，我还从没有这样信任过谁，希望你能不断地给予我巨大的安慰和支持。 到目前为止，你对我确实是个极大的安慰，还有凯蒂也是，我定期给她写信。这种记日记的方式太好啦，现在，我每天几乎都等不及能在你上面写点什么。哦，真庆幸有你陪伴我！ 安妮 1942年6月14日 星期日 我将从我得到你的那一刻写起，也就是我看见你和别的生日礼物一起躺在桌子上的那一刻。（他们买你的时候我也跟着，不过那不算。） 6月12日星期五那天，我六点钟就醒了，这不奇怪，因为那天是我的生日。 可那个时候我还不该起床，只好忍住好奇，挨到七点差一刻才起来。我再也等不及了，便走进餐室，莫提迎上来亲热地蹭我的腿。 七点刚过，我去看了爸爸妈妈后就到客厅打开我的礼物，你*先映入我的眼帘，或许也正因你是我*心爱的礼物。随后我看见一束玫瑰花、几支牡丹和一盆植物。爸爸妈妈送了我一件蓝色的衬衫、一盒棋具、一瓶葡萄汁、一副字谜卡、一罐冷霜、2.5盾零花钱和一张两本书的购物礼券。我还得到了一本书——《暗箱》（但玛格特已经有这本书了，所以我把它换成了别的东西），一盘自制的饼干（当然是我自己烤的啦，现在我烤点心的水平可真不赖），妈妈还给了我很多糖果和一块草莓馅饼。还有一封奶奶写的信，来得不迟不早，赶得正好。 随后汉妮莉来叫我，我们一起去上学。课间休息时，我把饼干分给老师和同学，然后又接着上课。直到五点我才回到家，因为我又和班上其他人一起去了体育馆。（我的肩膀和臀部很容易脱臼，所以不能参加运动。）不过大家玩什么，由我这个寿星说了算，我给他们选了排球。打完球后，大家又在我身边围成圈跳舞，唱“生日快乐”歌。我到家时，姗妮·莱德曼已经在我家里了。伊尔丝·瓦格纳、汉妮莉·哥斯拉尔和杰奎琳·范·马森从体育馆和我一起回家，我们是同班同学，汉妮莉和姗妮是我*好的两个朋友。人们看见我们在一起就会说：“安妮、汉妮和姗妮来啦。”杰奎琳·范·马森是我上了犹太中学才认识的，现在她也是我*好的朋友。伊尔丝是汉妮莉*好的朋友，而姗妮在另一所学校上学，在那里有她自己的朋友。 她们送给我了一本漂亮的书：《尼德兰人传说故事集》。不过她们弄错了，送的是第二卷，我用另外两本书换来了**卷。海伦阿姨送了我一副字谜卡片，斯蒂芬尼阿姨送给我一枚可爱的胸针，蕾尼阿姨送了一本非常奇妙的书：《黛茜上山记》。 今天早晨我躺在浴缸里想，如果我有一只像“任丁丁”（Rin Tin Tin）那样的狗，该有多好。我也要叫它任丁丁，还要把它带到学校去，如果天气好的话，它可以待在传达室或自行车棚里。 1942年6月20日 星期六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写日记还是件新鲜事。不只是因为我从前没写过，还因为我觉得，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都不会对一个十三岁女生的胡思乱想感兴趣。不过没关系，我就喜欢写写画画，*要紧的是，我心里憋着好多话想说出来呢。 “纸比人更有耐心。”在心情有点沮丧的时候，我想起了这句话。那天我坐在家，双手托腮，无精打采，不知该就这样待着还是出门去。*后我留在原地，在那儿认真思考了一番。真的，纸的确更有耐心，何况我也不打算给任何人看这本硬皮笔记本，说得好听点叫“日记本”，除非我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就算是那样，也不会有太大的不同。 现在可说到点儿上啦，我干吗非得写日记不可呢：因为我没有知心朋友。 这里我想解释一下，因为谁会相信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会觉得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孤单呢。说来也怪。我有亲爱的父母和一个十六岁的姐姐，有大约三十个算得上朋友的人。有一大堆喜欢我的男生，他们爱慕的眼神就没法从我身上移开，为了瞟我一眼，经常在课堂上掏出一面小破镜子照来照去。我有深爱我的家人、亲戚和一个温馨的家。表面上我好像啥都不缺，可就缺一个知心朋友。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想的尽是怎么样好玩儿，说的尽是些日常的琐事。问题也就出在这儿，我们无法变得再亲近。我们相互间不能推心置腹，也许是我缺乏自信吧。可不管怎样，情况就是这样，尽管我也非常遗憾，可也无法改变。所以，我开始写日记。 现在，我长期以来想象自己有个知心朋友的念头进一步升华。我不愿意像大多数人那样马马虎虎地记些流水账，我要把日记当成我的知心朋友——这个朋友，我就叫她凯蒂吧。 要是我就这样没头没脑地讲起来，谁也听不懂我和凯蒂在谈什么，所以我得简单说说我的情况，虽然我讨厌这种介绍。 我的爸爸是我所见过的世界上*好的爸爸，他三十六岁时才和二十五岁的妈妈结婚。我姐姐玛格特1926年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出生。我是1929年6月12日出生，在法兰克福生活到四岁。因为我们是犹太人，爸爸1933年移民到了荷兰，当时他被任命为荷兰欧佩克达公司的总经理，这家公司的产品是制造果酱。我妈妈伊迪丝·霍兰德·弗兰克1933年9月跟爸爸一起来到荷兰，玛格特和我被送到德国的亚琛市跟外婆一起生活。当年的12月玛格特到了荷兰，我是在第二年的2月，当时四岁的我被他们重重撂在桌子上，好像我是送给玛格特的一件生日礼物似的。 不久，我进了蒙台梭利幼儿园。我在那里待到六岁，然后上一年级。我六年级的老师是库珀鲁斯夫人，她也是学校校长。毕业时我们伤心地道别，都流了泪。之后我进了犹太中学，玛格特也在那儿读书。 我们的心里还有着牵挂，因为我们留在德国的亲人仍在希特勒的反犹太人法令下遭受痛苦。1938年大屠杀后，我的两个舅舅逃到美国避难。年迈的外婆来到荷兰和我们一起生活。那时她七十三岁。 1940年5月后，我们的好日子就少了：先是战争，然后是协约投降，随后德国人来了，犹太人的麻烦从此开始。一道又一道的反犹太人法令让我们的自由受到极严厉的限制：犹太人必须佩戴黄色的星；犹太人必须交出自行车；犹太人禁止乘电车，也不准开车，包括私家车；犹太人只能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购物，只能进出他们自己经营的理发店和美容院；犹太人在晚上八点以后至早晨六点以前禁止外出；犹太人禁止去戏院、电影院和进出其他娱乐场所；犹太人禁止使用游泳池，网球场，曲棍球场或其他体育场所；犹太人禁止划船；禁止参加任何公开的体育比赛；晚上八点以后犹太人不能在自家或朋友的花园里闲坐；犹太人不能到基督教徒的家中拜访；犹太人必须上犹太学校，等等。你不能这样，你不能那样，可我们还得继续生活。杰奎琳总是对我说：“我现在什么也不敢做了，做什么都害怕犯禁。” 1941年夏天，外婆生病了，必须做手术，我的生日没顾上怎么过。1940年我的生日也没能好好过，因为当时荷兰刚打完仗。1942年1月，外婆去世。没有人知道我多么想念她，多么爱她。庆祝我1942年的生日，是想为前几次生日做些补偿，我的蜡烛中有一支是为外婆点亮的。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不错，就这样迎来了今天这个日子：1942年6月20号，从今天起我要认真写下我的每一篇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