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雪落满舱 2020年中国散文20家

即使雪落满舱 塞壬 那天,我跟父亲驱车两百多公里去乡村祭拜一位亡故的老者。天空飘着细雪,如萤乱舞。我们把车停在村口的小广场边,一路走进村庄。父亲的头发、肩头沾着雪粒,他垮着脸,表情凝重。他是头一天意外得知死者已于半月前就过世的消息,所以我们来晚了,没有赶上葬礼(后来知道并没有葬礼)。我们来到一户破旧、低矮的红砖房前,房前墙根堆着两垄黑瓦,底下一层有干枯的苔印,仿佛长在那里很多年。屋旁的旱厕墙垛倒塌了,像是被长年累月的风雨侵蚀塌的。左侧的菜地摞荒已久,枯死的杂草,扔满乱石,几个空塑料袋嵌在杂草间被风灌满。冷风贴地吹过,挟裹着寒气,我环顾着村庄周遭林立的青砖小楼,墙体随处可见的电商广告,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阵摩托车呜呜的鸣叫,几个稚童在小超市前追逐嬉闹。这村庄远在郊外,正值初雪,乡村的寂寥笼在一层厚重的灰色阴郁里,仿佛在酝酿一场更大的雪。而这间屋子俨然死去很久了,就像一座旧坟墓。完全没有人居住过的痕迹与气息。屋子的木门中间横着一把生锈的搭锁,父亲用手扣了扣搭锁,又把头探向门缝里,我也凑近伸长脖子往里看,一片漆黑,阒寂无声。一时间,我和父亲陷入了一种不可名状的无措里。我们在屋门口转着圈,看上去荒诞极了。 死者70岁,名叫李运强,30年前因参与抢劫杀人案判了死缓。５年前被释放,一个人回到乡下老家,半个月前脑溢血突发身亡。他跟我父亲有过五个月的铁窗之情。在这５年里,父亲偶尔会独自一人看望他,与上一次他来到这里不足半年时间。我知道,死者的妻儿自从他入狱那天起就跟他断了关系,他们从未探监,直到死的时候都没有现身。听说尸体火化的钱是同族的几家分摊的,骨灰还摆在家里,至今没有下葬。 父亲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他躬下身去,身体在颤抖。我赶紧去搀他,他倔强地挣脱了我的手,一下站直了身子,然后说了句,我们回家吧。雪下得大了,他在前面越走越快,带着愤怒与悲伤,带着对荒凉人生的巨大虚无,他把渐行渐远的背影留给了我。我站在他身后,百感交集。祭拜未果,但此行本身也算是尽到了心意,我们原本可以拜访一下他邻近的族人,但父亲放弃了。他就这么粗暴地、自顾自地走了。他难过地说不出一句话。 我是惯于看着他的背影,站在他身后的那个人。作为父亲为数不多的朋友,这个人死了,没有亲人到场,骨灰没法入土。落得这样的下场,人们通常会说,这是杀人犯该有的报应。但这是一个可怕的报应。这个报应要比坐牢更可怕。从死缓到无期,从无期到有期25年,*终,死刑还是没有放过他。 …… 那他岂不是万念俱灰地活过了这三十年？我忍不住问父亲。 不。在接受死缓的那一天,他就朝着生的方向做*大的努力,所以他的每一天,是怀着希望和光亮的。只是,这人世间太寒冷了,没有给他一丝机会。 两天之后,父亲轻度中风,一时下不了床。他几乎不说话。陪他从医院回来,父亲已康复得差不多了。我半个月的年假所剩无几,即将返回广东,他突然叫住我,我见他脸有未干的泪迹,他微微地想掩饰一下尴尬,然而却又用一种罕见的郑重语气说出,红,谢谢你,辛苦你了。 一时间,我意识到,父亲的这声谢并不是指这几天没日没夜的医院陪护,而是来自他内心深处三十年来对这一切的一切*终凝结成的一个“谢”字。我怔住了,我知道这个字的分量。我们都有情感上的表达障碍,有些话从来都羞于出口,它太烫了,以至于会把我们稍稍地弹开一会。父亲一定知道它在我心里引起的风暴。我流下眼泪。 我给了父亲那样的机会。温暖与光。还有重生。 一 我时常在梦里听到一双钉了铁掌的靴子发出“噔噔噔”的声音,那声音由远及近,它伴着恐惧,压迫,一声逼近一声,*后踩进我的额头,踏破梦境。睁眼,手握成死死的拳头,心跳急促,而梦境清晰依旧,在它刚刚消逝的瞬间,留下一串渐次减弱的震颤使我眩晕。等到灵台清明,我还是要花很长一段时间费力地去绕开它。为的是遏止恶劣的情绪漶漫。无法诉说,没有人能从精神的内部来慰藉我,漫长压抑的童年,寂郁的少女时代,*终,我在阅读中找到了消解。我似乎很早就意识到,人可以依赖冥想活着,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然后整个儿地缩在里面。我希望它能够阻挡门外热水瓶摔在地上炸碎的声音,暴烈的父亲,他的怒吼,母亲瑟缩着啜泣,年幼的弟弟,他扯着喉咙发出尖厉的哭号……全部,把它们挡在我的世界之外。在那样的年纪,我是如何练就了一副冷心肠的？一个人的自尊在长期对抗自我的脆弱时,内心就会结出一种类似盔甲的硬壳,看上去冷酷,麻木,不顾他人死活。这是我青春的叛逆。很多年之后,我再看那个时期的照片,很多张,我,撇着嘴角,空漠的眼从来不看镜头,鼻孔发出轻蔑的一哼,脸,厌倦着一切。我曾尝试用文字去面对它,或者说去面对尘封在内心角落的那个自己,可我疑心,一旦付诸文字,*后呈现出来的是另一个模样。很本能地,文字会朝着情绪化、自我辩解自我粉饰的方向。篡改,无非是遮蔽的另一种形式。然而,很长时间以来,我竟至发觉,即使是遮蔽,那也是真实的一部分。包括,即使我虚构的是另一个自己,那也是我心里希望的样子。 那双钉了铁掌的靴子是我父亲的,那是一双长筒牛皮靴。它的材质有天然的光泽与质感,锃亮、漆黑,沉默。摆放在那里,竟有轩昂的不凡气度,类似于某种男人的品格:伟岸的将军,不朽的战神,抑或心怀天下的英雄豪杰。那个时候,父亲跟那一代的年轻人一样,喜欢一个日本电影明星,他叫高仓健,那一代人,喜欢他,皆因那部叫《追捕》的电影。我想,父亲在穿上那双长筒靴的时候一定是有了杜丘的代入感,他时常穿着它,铁掌发出的声音让他萌生了凌驾他人的意志。父亲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人,刚及一米六零。矮,是他终生的忌讳,逆鳞,不让人碰的。自卑与狂妄,不加掩饰。我相信父亲是一个痛苦的人。他仅穿三十七码的鞋子,然而那靴子*小却只有三十九码,明显大了,前面空出一截。在80年代中期,一双一百多块钱的靴子,父亲眼睛都不眨地买下了。他把长裤扎进长筒靴,那靴子竟没过了他的膝头,快要到达大腿的部位,远远看着,他的下半身,仿佛是从靴子开始的,看上去丑陋而怪异。父亲趾高气扬地穿上它就脱不下来了。那么多的日子,伴着他说着凶狠的话,变形的脸,目眦欲裂,他愤怒地、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铁掌在水泥地发出的声音,那声音,于我,真像是一场噩梦——他打了母亲。我用双手捂住弟弟的眼睛,缩成一团。 我*后看到那双靴子是很多年后的事情,它被扔在废弃的阁楼里,跟一堆缺腿的桌椅、旧自行车、不再使用的缸和有裂纹的陶罐们待在一起。那靴子的脚脖子扭得面目全非,像两只畸形的老树根。左边的一只,鞋尖处斜昂着头,没法着地,右边的那只,右侧严重磨损,脚背处折痕太深,快要断了。它们都无法站立,铁掌已锈。这是一双备受摧残的靴子,它承载着父亲太多的乖张、暴戾和喜怒无常。我所能忆起的有关这双靴子的那些岁月,父亲折磨着我们所有的人。 这双靴子仿佛为我找到了一种述叙的调门。写作十五年,关于父亲,这个离我生命*近的人,我却迟迟落不下一个字。起先缘于家丑不可外扬,讳莫如深。毕竟父亲有牢狱的经历。而后,我却又始终没有准备好去面对那个时候的父亲和我自己。一想到,或者一梦到,我都是极力去绕开,拼命往里缩。长期以来,我以为这个往里缩的空间还很大。然而,30年过去了,人世沧桑,几遭起起落落,一生飘零异乡,*终也只落得浮生寄流年,虚掷了光阴。一切外在的,俗世的荣辱、毁誉,于我,皆已是风中之物。而今,我之所以去写它,除了一种佛性的释然之外,我还认为,不论是父亲还是我,在面对他入狱这个事件之时,皆不能以一个丑(即耻辱)字去定义。相反,40岁的父亲和16岁的我,在那个事件中认识了彼此,我们重新建立了一种人世间*宝贵的关系:父女。我*终没有抛弃父亲,我向他伸出了手,并抓紧了他。那件事不再是我们人生的污点和耻辱,而是一次重生的艰辛历程。我想起杜拉斯的《情人》,她写这个小说已进入生命的暮年,而这个她在十六岁就遇到的男人,是她终生难忘的情人,她为什么要挨到古稀之年去写这个让她终生难忘的人？之前,我对此很疑惑,然后现在懂了。她应该找到了一种合适的表达,赋予这个故事在她的生命中无可取代的光与不朽,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时空的距离,需要那种历尽世事沧桑之后仿佛又回到原点,重新对过往的打量,以及日日积累的情绪等待临界喷涌而出的那一刻。现在,这双靴子,这个破败而又衰老的实物,我在心里攥着它,眼前浮现出父亲中风初愈时的那张歪斜的脸,那张写满现世已然走到尽头的哀绝的脸。惶惶然,竟莫名想到“大限”二字,一阵心惊过后,泪腺犹如受了暴击一般,滂沱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