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推手 纳斯达克CEO自述

纳斯达克的召唤 对于纳斯达克怎样才能成功，我有一个坚定的观点：它将涉及文化上的重大变革。不可避免地，这会引发不满和怨念，我必须要跟纳斯达克现有管理团队的一些人割袍断义。此事无法回避，我也只能做这么多准备。在接受新工作的前一天，我决定做一件事。据我所知，它是保持思想专注、释放部分紧张情绪的*佳途径：我跑了一场马拉松。 年轻时，田径是我*喜欢的运动，成年之后，我开始跑更长的距离。在那个周末，我能找到的唯一一场比赛在加拿大渥太华举行。我带上两个儿子一道前往。那是5月下旬出奇寒冷的一天。事实上，由于天气冷得太离谱儿，我们的返程航班差点儿取消，因为除冰装置已经收回了仓库。难道我要错过自己上任纳斯达克首席执行官的**天吗？我坐在停机坪上这么想着。谢天谢地，飞机顺利起飞。望着渥太华的天际线渐渐消失，我想，以后我什么时候还有时间和机会再做一次这种事呀？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后一次参加马拉松。 第二天，我坐在新泽西家里的厨房，妻子茱莉娅从前厅喊我。“鲍勃，外面停着一辆硕大的黑色凯迪拉克，我猜那是给你准备的。” 当司机打开豪华私人轿车的门，我回想起自己这一路走了多远。我并不是生来就要当企业巨头的人。我出生在工人阶级家庭，必须努力干活儿才能获得教育。我没上过私立学校，也没上过常春藤盟校。我很幸运地获得了真正的提升机会，但每一个机会，我都是自己努力争取得到的。身为雄心勃勃的年轻管理人员，我把自己推上了有利于成功的位置。我上了夜校，从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获得了MBA学位。我帮忙创办并卖出了一家成功的企业，获得了重要的领导经验，为家人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但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我踏上了一个更大的舞台。纳斯达克不仅仅是一家组织或企业，它是美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全球象征——一个代表数百万人愿望的标志性品牌。在我自己眼里，我仍旧只是一个来自皇后区的孩子，但我知道，在这一路上的某个地方，我已经跨过了一条看不见的线。私人汽车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只是这一变化的*初迹象。以后还会发生更多类似的事。 汽车停在了纳斯达克的总部——自由广场一号。这座雄伟的摩天大楼*初是1973年由美国钢铁公司委托建造的，该公司一度曾是排名前10的美国标志性企业，但如今连前500名都进不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能提醒我商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大厦的巨型钢铁大梁本身就传递了明确的信号。 我从来不曾想象过，这座巨大的建筑会成为我未来14年的工作场所——从全球市场的角度来说，它等于一辈子。在此后的几天、几个月和几年里，我见证了纳斯达克的濒死与重生，把它建造成了全球一流的证券交易所，以及一家活跃在全球六大洲25个市场的**公司。我将帮助国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改革金融监管制度，让它变得更符合当代需求，而针对纳斯达克如今已经过时的技术，我将通过大规模重组进行升级。在我的任期内，我将亲眼目睹雷曼兄弟的破产，以及随之而来的金融恐慌。在可怕的闪电崩盘期间，我站在舞台*中央；在声名狼藉的Facebook首次公开募股中，我站在聚光灯之下；我还卷入了高频交易员引发的争论。跟所有人一样，我将为伯纳德·麦道夫（Bernie Madof，纳斯达克前主席，制造了美国历史上*大的庞氏骗局）的垮台大感震惊，也为我一生中经历过的*严重衰退后全球市场的韧性和复苏大受鼓舞。 在这一幕幕中，我将参与数百次成功的首次公开募股，为美国下一代（生物技术、技术、能源、可再生能源、医药等领域）的伟大企业在公开市场上找到资金和力量。那将是一段剧烈动荡的时期，就连我自己作为首席执行官的工作性质，到*后都将面目全非。 但大戏尚未揭幕。在2003年5月那个凉爽的春日清晨，我只知道纳斯达克正为生存而战，1分钟也不能浪费。说不定我来得太迟了。我走进大厦正门，前往我位于50层的新办公室，并在上午8点之前， 清退了高管团队的3名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