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三文鱼:水产养殖与鱼的驯养

田野策略：多点、超越 人类以及合作式一位年轻的同事曾经评论道，人类学有件很棒的事就是它无处可躲——既不能躲在田野中也不能躲在文本中。即使她可能忽略了沉默的策略是如何与我们的学科历史缠绕在一起的，她的乐观精神和努力使事情变成本来应该的样子还是让我感到安慰。本书建立在民族志方法和参与观察的人类学实践的基础之上。然而，在一些重要的方面，我的实践与那种孤独的个体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沉潜很长一段时间的经典人类学实践还是有所不同。对我而言，田野工作是对研究者和他选择的田野或感兴趣的主题之间的关系的仔细制作过程，是双方限制、影响、隶属和支持关系的不断修补的过程。民族志实践经常是意外，但也常常是周密计划的结果。它总是独特的，因为它反映了田野和田野工作者的特殊性以及两者结合的特定的环境。将所有这些条件都明白无误地说出来是不可能的，即使如此，为了向我的年轻同事致敬，我愿意详细地阐述那些对我的分析看上去是很重要的条件。于是接下来的内容就是关于我们如何以及为什么做田野的简短的描述。 由于养殖三文鱼是流动的，我们也是流动的。就像前面谈到的，追踪三文鱼的地点围绕着无数次的在仅仅是模糊联系的地点之间的跳跃，我们能够跟随的轨迹也是不确定的、断裂的，并经常是偶然的。我们的一些地点好像是年复一年一直存在的：它们允许我们来来去去并让我们感到宾至如归，我们也逐渐了解了这些地方、三文鱼和人群。这些包括孵化室、“银化”生产点和将方形网箱和圆形围塘置于海水之中的所谓养殖场。 只有经历了“银化变态”（smoltification）过程之后，三文鱼才会被送到养殖场，“银化”是一个为年幼三文鱼从淡水转移到海水做准备的生物过程。在江河里孵化的三文鱼要到营养丰富的北大西洋中去长大，这个过程是必需的。养殖三文鱼也要经历“银化变态”的过程。对它们来说，这个过程标志着从淡水的贮水池转移到峡湾中的网箱或围塘。因此，这标志着前一个成长和发展阶段的结束，而前一个阶段则开始于将受精卵运送到工业化的孵化室的时刻。 其他的地点仅仅是暂时性地体现出来，比如每年在斯图尔召开的Aqkva会议。在这里，三文鱼不仅作为研究对象出现，而且对于市长们和部长们来说，它们也作为治理和政治争议的对象出现。它是作为养殖场的生物群、河里的野生三文鱼种群、逃逸的鱼以及财政（既是地区生计又是当地税收来源）被建立起来的。它也是海虱的寄生对象，这是一种影响所有三文鱼的寄生虫，其泛滥据说是集中化养殖的后果之一。所以三文鱼既是主体又是受害者，这取决于它们在养殖围塘之内和之外的定位。Aqkva会议上的三文鱼话题围绕着文献和研究实验，围绕着企业投资和小心翼翼的政治平衡。所有的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每一种认识主体都穿越当前的时间，导向会议室之外，去到其他的地方。比如卑尔根的研究所、沃索河上的野生三文鱼实验、当地的商业投资、环境部政策或者全球现货市场上三文鱼价格的浮动。 我们的大部分田野工作是在挪威西部的哈当厄地区做的。一个我们叫作“斯拉克”（Sjolaks）的三文鱼企业好意地让我们接触到它所有的活动。斯拉克是一家中型的、本地所有的公司。像许多位于这个区域的公司一样，它也是扩张性的。通过这种方式，朝着更少数和更大的控股的方向发展，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挪威水产养殖业的特点。在我们田野工作期间，它雇用着超过200位本地工人和经理，并扩展到好几个郡和20多个地点，包括孵化室、“银化”地点和养殖场。我们在斯拉克的田野工作时间跨度长达四年（2009—2012），对不同的地点进行了多次的调查访问，每次我们通常待一个星期。我们穿着雨衣和胶鞋，尽量帮忙，但从来不领公司薪水。我们的参与是自愿的——并且，我们希望能够给公司带来好处。通过参与到日常任务中，我们开始了解一些生产场所以及在那里工作的人们，并且变得能够适应时间上的变化。 这些地点中的每一个都能通过比较、对比或翻译的特定形式，以明示或暗示的方式产生出它自己的情境。如果将规模想象成同心圆，我们可以构想三文鱼是通过朝里和向外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被建立起来的。但是规模并不是一件既定的事情，它本身也是一种认识工具，人类借助它使世界变得有意义、清晰和有利可图（Tsing，2010）。这样看来，并不存在使其他情境被推论出来或者使之相关联的支持点、明显的中心或明显的地点。 因为三文鱼并非人类，我们的田野工作也是一种超越人类的接触——对使人类和三文鱼结合起来的不同时空点进行仔细制作和组合。我们可以将每一个点都想象为在展开的多物种网络中的“节点”，而编织网络的不仅仅是人类，还有三文鱼、海虱以及其他已知和未知的实体。当我们进入每一个地点并足够地放慢速度来适应它时，不同的层面在我们的活动中展开。我们发现每一个节点在细节上都是无限丰富，并同时被特定的界限限制的。接下来我将这些田野地点称为“相对整合的空间”（spaces　of　relative　coherence）或者“片段”（patches）（Tsing，2015）。罗安清提醒我们“片段”原则上可以是任何规模的，但是在实践中并且根据田野工作的限制性和开放性，我在这里探索的“片段”是那些允许我接受并创造性地使用我作为人类的能力，把它作为“民族志工具”的片段。我是一个三文鱼食用者，养家糊口的人，有消化能力的女性生物体，在期望寿命的三分之二的年龄上，身体适应水下世界比较困难但是在地面上移动倒还不错（感谢交通上的便利）。与三文鱼相比较，我的嗅觉和方向感是无望的，但是我识文断字的多种能力为不同种类的想象留出了空间。它们提供了对于其他三文鱼和其他地方人们的感觉，并且提醒我无论如何转换角度来看，我的视野也总是有限的、部分的和不调和的。由于所有这些原因，本民族志并非一种平衡性的多物种描述，而是一种将超越人类的社会性包括到故事中来的努力。并且意识到即使人类要做一些不同的安排，人类也并非世界上制造差异的唯一的主体。 所以我——人类民族志作者——如何能了解一个超越人类的世界呢？我意识到其实在很多方面（多于我能说出的方面），我不能弄懂三文鱼。所以这本书是在少数我能弄懂的方面的谨慎探索。我不能和三文鱼一起游动，但是我可以喂养它们、给它们注射疫苗、清点它们、用手托住它们、对它们中的一些个体进行观察。我不在显微镜下研究海虱，但是参与到消灭它们的活动中去了，并且也清点它们。我不做基因分析或者实验室实验，但是有时候为其提供材料，并且我也与从事这些活动的生物学家交流。在三文鱼聚集和出现的地方，也在人类聚集的地方，我将我作为人类的能力与这些关系紧密结合起来。因此在人类与三文鱼衔接的地方，我从事着人类实践。追踪三文鱼有好几个层面的意思：首先，我追踪那些追踪三文鱼的人群，深度参与到他们的实践中去。第二，我追踪那些追踪其他种类的三文鱼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追踪三文鱼的人群。这属于标准的民族志实践。第三，我来来回回、上上下下或者从侧面编织这些活动中出现的不同的片段。于是就有了第四个我们认为是有点危险的做法，我有意搜寻裂缝、断层线、缺口——那些“非整合性”，它们使我能看到与我一起活动的人们不一定看到甚至是无意地缄口不言或者掩盖的东西。这种有意的搜寻使本书与一个生物学家的描述会有所不同。生物学家的目标通常是追求整合性，而我不是这样。主要因为我的目标不是一个单数的世界，它允许其他种类的三文鱼、其他的存在物、其他的群体进入场景中，于是另一种故事被讲述出来。 第三，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建立在合作式田野工作的基础之上。我在塔斯马尼亚的田野是独自一人完成的，而挪威的田野工作主要是与约翰??劳一起做的。由于有了充足的资金支持，我们不仅能够将河流中的三文鱼与养殖场的三文鱼都包括进我们的大型合作项目中来（包括野生的和养殖的），而且可以在水产养殖环境中从事合作式田野工作的实验。这证明是比我们之前预料的还要更有生产力的。不论约翰和我是肩并肩地共同工作还是各自执行不同的任务，我们都发觉自己的观察能力和建立社会网络的技巧都由于对方的在场而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大部分的白天时间我们都从事与鱼类有关的劳动，而大部分的下午和晚上我们都面对面地坐在餐桌前，输入各自记录的田野笔记，但稍后会进行分享和比较。也许*令人惊奇的部分是我们各自先前错过的东西。“我注意到的是人而约翰注意到的是管线”反映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生产力的差异。我对机械设备的观察能力非常有限，感谢约翰使我在这方面得到很大提高。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个性和性别角色的差异，也反映了语言角色的不同。 挪威语是我的母语，而约翰的挪威语只限于理解*常见的、日常使用的语句。因此在实际的分工上，大部分的访谈是我来做，而他负责记录物质条件的情况（即使实际上养殖场工作的大多数人们英语都能说得很流利）。这其实也反映了我们各自的学科训练（社会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研究）以及理论倾向。一般而言人类学对于社会的定义很少包含非人类的社会性（不同看法见Tsing，2013），物质符号学的目标则是追求一个平衡的取向。虽有一些过度总结之嫌，但对双方的对比可以作如下描述：人类学家追踪情境，关注意义如何通过语言文字聚合起来。而科学技术研究的学者们追踪情境如何通过实践聚合起来。作为我与约翰合作的一个结果，本书也探讨人类学与科学技术研究之间的微妙的差异、互惠性和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