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界与整合 黄万华选集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文库（第2辑）·越界与整合：黄万华选集》：　　如果将龙应台讲话中“安身立命”四字换成“安心立命”，也许更能表达出“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的区别，但她对这两种语言的区分的确切中全球化环境中母语写作之肯綮。海外华人所处环境已使母语的“工具”功能丧失殆尽，即便是在汉语被列为四种官方语言的新加坡，谋生的工具也主要是英语。在这种境遇中，华文写作更成为华人把自己的根深扎进“灵魂的语言”土壤中的选择，它表达着民族*深刻的记忆。　　然而，当“灵魂的语言”和“工具的语言”被分离，“灵魂的语言”生存空间在缩小，而“工具的语言”依恃其强势语境，是否会强大到足以侵犯、伤害“灵魂的语言”，也的确是“灵魂的语言”面临的严峻现实。正如海德格尔那句*著名的论断“语言是存在之家”所揭示的，当把人的*高本质归结为语言的存在，“任何存在者的存在居住于词语之中。”②伽达默尔更强调了人只有通过语言才能拥有、把握世界：“语言根本不是一种器械或一种工具。因为工具的本性就在于我们能掌握对它的使用，这就是说，当我们要用它时可以把它拿出来，一旦完成它的使命又可以把它放在一边。”语言不是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发现自己是与世界相对的意识，并在一种仿佛是没有语言的状况中拿起理解的工具，毋宁说，在所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关于外界的知识中我们总是早已被我们自己的语言包围”，所以，“我们只能在语言中进行思维，我们的思维只能寓于语言之中”。③语言使存在者“源于其存在而达于其存在”，从而使人作为语言的存在者而存在，人的本质植根于语言的力量之中，也就是说，语言的力量在于它使人成为一种存在，能去把握存在者的存在。因此，并不存在着纯然的“工具的语言”，甚至很难截然区分“工具的语言”和“灵魂的语言”，“工具的语言”和“灵魂的语言”的分离*终必然造成互相的伤害。新生代、新移民作家正是在这种语言困境中表现出了生命呵护和责任承担的统一。　　“语言与文化有一种‘互塑互动’的作用”①，语言的“迁徙”、“变异”，会反映出一种文化及相应思维方式的变迁，尤其是语言形象的呈现，更能反映出文化和相关思维方式的变迁。例如，如果说，黄河、长江构成了语言的中国，那么，对于新生代而言，其笔下的语言形象既走出中国的文化乡愁，又不失民族血脉的源头。陈大为的诗集《治洪前书》、《再鸿门》就可以视作书写新的语言形象的再出发。鲧、庄周、屈氏、曹操、项羽……这些几乎成为中国历史同名词的形象，在陈大为独异的叙事策略中一一被重新“定位”：或颠覆，或翻案，或重构，或折射，从而转化为新的语言的形象。当这些存在久远的民族历史形象在陈大为笔下有可能获得新的文化内涵时，也表明新生代的语言已在南洋环境中发生了“迁徙”、“变异”。而跟“五四”后语言转换往往只是群体言说方式的变革不同，新生代、新移民更多地将语言看作个体生存的内容（这跟祖国大陆、台湾地区的新生代创作很相近），所以他们的语言追求几乎成为他们个体生存方式的一种写照。例如，黄锦树曾在他的小说《胶林深处》中借一位“为人民，为文学史而写”的作家林材*终陷入无法驾驭那“每一个都是活的，有生命的”文字的痛苦表述过其扩展言说自由的心愿，而黄锦树的小说几乎一直在一种“引而未发”的语言饱满状态中扩展言说自由，他的小说《大卷宗》、《鱼骸》、《郑增寿》、《猴屁股，火及危险事物》等都涉及马共武装斗争的题材，其语言的戏谑性、寓言性，乃至“后设”性都使得他能在质疑中融入反省，大大扩展了言说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