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贫困女子

前言 在女性们身上究竟发生着什么 那是2012年的事了。当时我正在撰写一部题为《日本风俗女子》（新潮新书出版）的拙著，日常闲聊中，我和我的责任编辑讲了一些过去的经历，比如对AV女优和风俗小姐的采访，以及在看护现场的一些见闻等。当时，这位责任编辑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么看来，原来中村先生一直都在挖掘贫困问题啊。” 当时的对话，是我头一次在自己亲历的事情里听到 “贫困问题”这个词。
那个时候，虽然我对采访对象的状况、言语、日常接触人群的异常抱有问题意识，却从未想过这会是贫困问题。 用身体去换取金钱的，主要是一些生活在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的贫困女性。现在是少子高龄化社会，所以女性从事风俗业和卖身的年龄是没有上限的。
决定承担风险出卖自己身体的女性们，基本上都是以提高收入，解决负债偿还等经济问题为大前提的。
然而，因为钱赚得太容易，她们对经济的感觉会失衡，会在名牌或男公关身上大笔地消费，或者招来一些图谋不轨的男人，从而又陷入其他的问题。
她们的故事虽然不是平稳而幸福的，却也充满了传奇的痛快感。
赤身裸体的世界是各自有难言之隐的女性们“*终堕入的地方”，这是社会上的普遍评价：这是一种特殊产业。但是，一旦下定决心自愿堕入这个世界，它不仅能使你脱离贫困，还能让你超越中产阶层进入富裕阶层。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履历：1990年代中期，我成为了自由撰稿人，自那之后的20多年，我一直在对AV女优和风俗业进行采访。
大学的时候，我很憧憬当时*受人追捧的职业——杂志撰稿人。而我开始涉足男性成人杂志的相关工作，是因为比起时尚杂志、爱好专题杂志和周刊杂志，它的门槛是*低的。
涉嫌违法的主题的作品，基本不会登载在招聘杂志上。20多年前我读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和同级校友在居酒屋里喝酒，这里省去详细的描述，突然有一个穿着打扮十分可疑的人走到我们的座位旁，和我们搭话。
“你们想不想打点零工？姑且，算是媒体的工作吧。”
只有我一个人举起了手。
几天后的一天上午10点，我被叫到了中野站南口。那天和我们搭话的，是个参与过成人影片制作、自己刚开始创办杂志的社长。从车站步行几分钟距离的、他自己的家就是杂志社的办公室，虽然杂志社是在看上去租金不菲的住宅楼里，但一打开玄关门，我看到了一个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垃圾场。
打开门的一瞬间，就能看见从玄关通往客厅的走廊上堆出好几处1米多高的垃圾山，我们只能踩在各种垃圾上朝*里面的客厅走，我的四周还飘散着异味。社长习以为常地在垃圾堆间穿行。差不多25平米的客厅里，有一块没有垃圾，勉强能让人坐下的平地，那就是办公的地方。
我只听说是媒体的工作，结果让我做的事是编写一些文字填充男性色情杂志的版面。我在几乎没有文章撰写经验的情况下，开始了写作。社长说：“色情杂志的文章根本就没人看，所以只需要用日语把版面填满就行，只要内容够色情，你爱写什么写什么。”就这样，类似一般企业OJT的过程，仅5秒钟就结束了。 我本来对女性和成人杂志都没什么兴趣，也没什么才能。但我把自己随便用文字处理软件敲出来的文章丢给编辑之后，只过了2周左右，就被印成了杂志，摆在书店里卖了。甚至有时候还能署上名字，实在是很有意思。于是，由于我干劲儿太足，工作也逐渐多了起来。
为了在风俗资讯杂志和男性成人杂志风俗资讯栏目中刊载的内容而到处寻访风俗店，是每一个男性成人杂志新人写手和编辑的必经之路。在风营法修订之前的1990年代，东京简直到处都是风俗店。尤其是在山手线各站徒步1分圈内，几乎每一栋楼里都能闻到一股风俗店特有的消毒液的味道。
我工作的内容就是电话联系风俗店约好相关事宜，过去给风俗小姐拍照，进行10分钟左右的简单采访，然后离开。像这样，1天能跑好几家。采访风俗小姐们一般就问些“性感带在哪里？”“喜欢什么类型的男性？”之类无关痛痒的问题。风俗小姐们不希望男性客人对自己的身体有过多不必要的接触，于是会说“性感带在背上还有手臂上”。
大学4年级的时候，我几乎都没去上课，也没找工作，毕业后就直接成为了自由撰稿人。当时的杂志非常多，工作就接踵而至。风俗小姐名鉴，成人影片以及无码影片的评论，胡编乱造的性爱告白，风俗店和可疑地点的潜入采访，成人影片拍摄现场的采访，等等，这些工作我几乎做了个遍，只是当时合作过的杂志，几乎全都停刊了。后来很多出版社也都倒闭了。
男性成人杂志彻底消失了，我的工作几乎都没了，唯一持续到后来的，只有在商业杂志以及网络媒体上刊登的AV女优、风俗小姐的长篇访谈。和她们见面，听她们讲述，然后写成稿件，周而复始。到今天为止采访过的女性人数我没有精确计算过，也不是每个人都记得，但不管怎么说，也有1300人以上了。 说实话，采访出卖身体的女性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除了采访技巧之外，和她们的距离感，彼此的立场，自己想要通过她们表达些什么，都很难有确切的答案。刚开始的时候，我每天都在试错。
“她们并不是性玩具，而是人”——这是年轻气盛时的我曾经有过的一种单方面的、类似人权意识的感觉。记忆中，我也曾经因个人的价值观而同情过她们。
做AV女优也好，做风俗小姐也好，都是将女性自身作为商品，提供性爱影像或性服务的一种商业行为。不管是市场原理还是商品本身，只有适应男性的需求和喜好才是正义，让她们重视自己、否定自己是适应男性需求和喜好的物品，就成了罪恶。
于是，懂得珍惜自己的女性在产业里就成了恶人，而与她们的烦恼和痛苦产生共鸣，并将之公诸于世的行为也成了恶行，有时还会招致攻击。甚至我单方面同情的女优们有时也会因此恼怒于我。
因为她们一旦开始重视自己，不再只把自己当成性玩具，收入就会减少，导致生活无以为继。就算她们本意并非如此，但成为性玩具就能获得足够的经济能力，其中的多数人也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下，才能保持精神上的稳定。
然而现实却是，赤身裸体的世界，是能直接反映日本社会男性优势地位的产业，而身陷其中的大多数女性都因无法维持身心的平衡而痛苦非常。
AV业界会在网络上或繁华街道的路边发掘一些有吸金潜力的女性，让她们同意成为脱衣服赚钱的商品，在AV拍摄现场拍摄出男性猥琐欲求的*大公约数，然后将这些影像根据法律要求修剪后，再散播到市场上去。AV产业就是这样的一种产业。
他们彻底遵从市场原理，让女性承担所有风险，毫不留情，用完就丢，因此AV女优们后来的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大多都是黯淡的。
长期在AV业界内部采访让我发现，AV业界的实态，其实充斥着违法乱纪，根本没有人权可言。然而，作为当时的业界相关人士，我能做的，就只有尽量在不触及高危线的前提下，将现实的一部分写出来，然后传达出去。
如果我以我的立场揭露他们的违法行为，提倡他们毫不关心的女性人权，逼迫他们改善对女性不利的从业环境，即使不被杀死，也得被弄成重伤住院。这个世界真的就是这样。我只能在被他们彻底厌恶、驱赶出业界之前，适可而止。 *终，我找到的答案是：不把自己的价值观带入采访，彻底充当一个旁观者，不培养超越采访的人际关系，在自己不会受到攻击的安全线之内*大限度地采写和传递真实。我不是援助者，而是一个令她们正在面对的现实可视化的采访者。这种意识，我一直贯彻至今。
此外，在采访现场，除去获取信息所需的*低限度的提问，我几乎不会主动开口说话，只倾听她们的讲述。不管她们的回答是什么，我都不予以否定。这些女性们，不知为何，大都更愿意对不否定她们的对象倾诉。
2000年以后，日本经济开始下滑，各种各样的公共事业兴起开来，社会福利和NPO开始受人瞩目。现在，希望能为别人提供帮助的援助者和他们想要帮助的人何其之多。
和采访一样，援助赤身裸体的女性们也非常困难。援助者们虽然想要为深陷苦难中的她们提供帮助，但大多数的情况是，援助者与她们所处的阶层截然不同，一心想要帮助他们的结果，却是站在了居高临下的位置上，一边对卖身持否定态度，一边向她们伸出援手。
然而阶层的差异造就了成长环境和文化的差异，两者之间共通的认识极少，彼此缺乏理解，所谓的援助也难免变成了一种单方面的行为。
我虽然也无法做到全部理解，但身处的阶层却与她们是相似的。我想在此表明，我的采访与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援助者们的评估和调查，以及有如窥视一般的实地调研是完全不同的。
从她们口中讲出的，是父母无休止的虐待、精神疾病、负债、自残、人口贩卖等各种各样的残酷经历。而这些经历，我已经专注倾听了将近20年。
在被那位编辑提醒之前，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一直在做的、对赤身裸体的女性们的这些采访，从结果上看，竟成了对“贫困”这一社会问题的一种实地调研。 当时我接受了母亲的辩解， 却不知道六年后成为中学生的有纱， 是否也接受了同样的训导。 因为上了大学以后， 我就搬出去了。 是东京的 T 女子大学， 并不是什么厉害的学校。 凭我的偏差值完全有能力考 T 大学， 但母亲却说， 我必须去上女子大学，我也就只好妥协了。 毕业后我在一家化妆品公司上班。 叫做“白蔷薇堂”。 虽然那是行业内*大规模的公司， 但和现在的我也没关系了。 因为我只在那里干了一年半就辞职了。 理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