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故事

**章 作为撰写人物人生故事的作者，对比仅仅作为人生故事的陈述者。创作一个好看的故事，对比讲述真实的故事。
心理治疗师是这些故事*为悉心的聆听者。倾听与分析叙述中的抗拒情绪。其中治疗的目的在于：释放病人的自由表达能力，以及病人的叙述性想象。 v J.M.库切（以下简称JMC）——什么是一个好故事（一个看似合理，甚至是令人信服的故事）的特性？当我把自己的人生故事说给他人听的时候——更甚而言之，我对自己讲述我的人生故事——我是应该迅速跳过那些风平浪静的时间段，而浓墨重彩地描述发生事端的时间段，使叙事更为有型，并营造一种期待和悬念呢，还是相反，以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尽可能道出某种臻于法庭标准的真相：真正的事实，整个的事实，毫无保留的事实？
我和我的生活经历是什么关系？对于我的生活经历而言，我是有意识的作者，还是应该仅仅作为一个讲述者的角色，尽可能不干预从自己内心流淌出的言语细流？*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处理记忆中保存的大量素材，一辈子的素材，哪些东西我应该删除，或者说必须略去。弗洛伊德的警告却是，那些未经思索而被删除的记忆（例如，无意识的思考），难道不是抵达自我深层意识真相的关键所在？但是，从逻辑上来说，又能怎样确定哪些是我未经思索而删除的记忆呢？ ® 阿拉贝拉·库尔茨（以下简称AK）——我想，也许只有精神分析才能抵达深层意识的真相；抑或，更审慎更确切的说法是，分析其叙述中的抗阻因素，以使个人故事得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上呈现出来——因为这是一种连续过程，具有全方位、连贯性和啮合性特点。一个真实故事所包含的体验，在幼童时期、青少年时期以及成年人等不同年龄段的叙述是不一样的。
弗洛伊德认为，自由联想是心理诊疗室中能够达到无意识经历呈现的*佳方式，不过在我的经验中，它却未如人们所期待的那般奏效。病人被要求尽可能随意言说，不必考虑通常的社会准则以及是否精确，但是他通常会发现，自由表达能够达到何种程度，其实是受到限制的——恰恰止步于自己内心的私密之处。这确使我们看到心理防卫机制的个体作用，乃至付诸对抗拒的分析，成为大部分治疗中的实质性挑战。
关于精神分析，有一种思路是说这一方法旨在对叙述或自我经历的想象的自由释放。如果我们遵循这一思路，那么像你这样的作家就有可能对“在心理诊疗室中叙述”这一形式提供见解与看法。 ® JMC——好吧。那么让我来问一个使我困惑已久的问题。作为一个临床心理治疗师，是什么促使你希望你的病人去面对他们自身的事实真相，而不是与一个故事合作或勾结——这个故事，我们不妨称之为虚构小说，但是一种自我赋能的虚构小说——这故事难道不会让病人对自己产生良好的感觉，以致认为自己足以在这世界上拥有更好的爱情和工作？
一个更进一步的同类问题是：是否所有的自传，所有的人生叙事（不是虚构小说），至少在这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建构（虚构一词fiction，来自拉丁文fingere，意为形成、产生）？这里我不是说自传是自由产生的，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编造自己的生平故事。我是说，在创作自传时，我们经历的自由就好像在梦境中一样，在梦里，我们植入自己的叙述形式，即便是受到那些我们无法清晰自知的力量的影响，但也都是基于对现实的记忆。
正如我们彼此都知道的，各种自助式治疗相当清楚地表明，其目的是使被治疗者对自己感觉良好，如果真相难以应对，那就倾向于无视真相的准则。一般来说，我们不太看得起这样的治疗。我们会说，他们的治愈，只是看起来治愈而已，治疗对象迟早会在现实面前碰壁。可是，如果我们依照某种社会共识，不把事实戳穿，而是像某些心理治疗团体所做的那样，确信彼此的幻想，情况将会怎样？这样就没有在现实面前碰壁这档子事了。
在自由开明、后宗教文化中，我们倾向于把叙述性想象视为我们内心的一种良性能力。但是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根据我们许多人生活中的自我叙述经历：作为一种能力，我们以往常常详尽描述*适合自己和自己的圈子的故事，这种故事替我们以往和当下的行为方式做辩护，在这故事中，我们总体无甚大错，而其他人却总的来说是不对的。当这种自我叙述在现实面前公然碰壁时，我们作为观察者，将此归结为治疗对象受到了迷惑，治疗对象的想象所产生的自我真相与实际真相发生了矛盾。所以，治疗者的职责之一，是否应该让病人明白他们不能随意编织自己的人生故事，编造自我会导致现实世界中的严重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