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诗婢家——前尘忆梦画成都

一诗一画一菜一汤 锦城谍影 张允和看见诗婢家的那条街叫羊市街，清初是皇城（今天府广场以北，老成都的政治和地理中心）北门外的回民聚集区，因羊市而得名。 民国初年，羊市街的膻味被墨香取代，书店林立，有“川剧界莎士比亚”之称的戏曲家黄吉安即居住于此。 诗婢家1936年迁到羊市街北侧，附近有条并不起眼的羊市巷，是华裔传奇女作家韩素音的祖宅所在地。 迁址是郑次清之子郑伯英的决定，也正是在他手上，惨淡经营的诗婢家被发扬光大。 然而，早年的郑伯英对裱画一无所知。 人靠衣装马靠鞍，三分字画七分裱。装裱不仅能延长作品的寿命，还锦上添花地提升其格调与价值，更推动了书画艺术在明、清两朝从庙堂走向民间。 20世纪30年代，成都的装裱行业兴旺发达，但90％的铺面都在做“红货”。 所谓红货，主要指红白喜事里的对联。由于民间需求量大，故销路不愁。 与之相对，经营“白货”的则只有十几家，因为无论揭裱旧画还是装裱新画，技术含量都不低（清初朝廷需用裱工，曾命苏州特送四人，至内务府报到后发下细腰葫芦一枚，考他们在葫芦中裱一层里子），市场相对小众。 “五老七贤”（泛指民国川中*有名望的十几位耆儒硕德）里的刘咸荥（1857—1949）就在自己家附近开过一间白货铺。刘咸荥德高望重，自带流量，但他开裱褙铺的目的不是盈利，而是为了自己和亲友裱画方便，因此主要接待熟客。 除他之外，剩下的店铺就良莠不齐了。有的公然售假，从石涛到八大山人，应有尽有；有的在装裱名画时揭去一层，据为己有。 行业混乱，其实也跟四川战火纷飞、书画市场萧条有关。 作为一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郑伯英对父亲从事的这门夕阳产业不感兴趣，即使他从小便以心灵手巧而著称。 郑伯英的母亲是久居少城（清廷为八旗兵及其家属专门修建的城中城）的旗人，家境殷实。要不是遇到改朝换代，郑伯英母亲忧郁而终，郑次清估计不会创业，提个鸟笼巡游茶馆就能消磨掉后半生。 虽家道中落，但郑伯英继承了父亲能书善画的天赋，摹仿字画惟妙惟肖。有一回，他仿蜀中大家端秀的作品，纤毫毕现，火眼金睛的行家都看不出差异。 另一方面，郑伯英又继承了母亲精通女红的禀赋，自制荷包，手绘绢扇，赢得了许多少女的芳心。 然而，志不在此的郑伯英却暗中加入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30年，中共中央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不考虑实际情况，命全国中心城市的党组织举行武装暴动。 四川在罗世文、曹荻秋和车耀先（1894—1946）的领导下发动“广汉起义”，一度大获全胜。 广汉所处之防区归属28军的一支混成旅，旅长陈离受卢梭影响，思想进步，与中共地下组织颇有交往，麾下的团长和营长里甚至有共产党员。 1929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回广汉省亲，见陈离把家乡建设得欣欣向荣，故在回南京后劝蒋介石到雒城（广汉）转一转。 蒋介石被他说动，去了一趟广汉，全程游兴不浅，直至来到广汉公园。 该园占地200余亩，乃陈离亲手规划。园中的大礼堂前仿照纽约自由女神像塑了尊“自由之神”，其高举的火炬内安设电动装置，闪闪发光。 蒋介石见神像下方刻有陈离撰写的鼓吹自由主义的《自由之神序言》，勃然色变道：“这是共产党搞的东西，应立即把它销毁！” 氛围如此，起义军一夜之间拿下广汉也就不奇怪了。 可问题是打下来你也守不住，等28军军长邓锡侯与29军军长田颂尧回过神来，调拨部队，敌众我寡的现实便注定了一败涂地的结局。 广汉起义失败后，陈离被撤职，当局成立了“清共委员会”，疯狂报复。 参与起义的郑伯英星夜兼程逃回成都，剪了头发躲在家里不敢露面。 风声渐渐过去，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怎样低调安全地干革命。 P48-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