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现代纪传体小说·不确定宣言:本雅明在伊比萨岛·本雅明在巴黎·本雅明在逃亡 (全三册)

前 言 我是个小孩，大约十岁。我梦想写一本书，把文字和图画混杂在一起。一些历险，一些零碎的回忆，一些警句格言，一些幽灵，一些被遗忘的英雄，一些树木，以及怒涛汹涌的大海。我积攒着句子与素描，晚上，星期四下午，尤其是犯咽炎和支气管炎的日子，独自一人在家里，自由自在。 我已经写画了厚厚的一沓，却又很快把它们毁掉。书每天都在死去。我十六岁。我进了美术学校，我很烦闷。六个月后，我离开了那里，毅然决然。我烧掉全部画作：它们不像是我所梦想的书。 我成了国际列车卧铺车厢的列车员。那本书突然就于深夜出现在了一列火车中，那是在跟一个彻夜无眠的旅客好几个小时的闲聊之后。凌晨，在罗马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咖啡馆里，我有了这个题目：“不确定宣言” 。在那个时代，意识形态到处存在，左派分子，法西斯分子，各种确定性在一个个脑袋里打架。意大利受到种种恐怖袭击的威胁，大家都认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干的，实际上却是秘密警察所操纵的新法西斯主义者小团体干的。而他们的资助者呢？有人说是基督教民主党的高层，有人说是共济会的宣传二处 ，甚至还有人说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彻头彻尾的一派大混乱。在工厂中，工人全面自治已成为日常秩序。所有的政党都焦虑不安。如何让工人阶级闭上嘴？恐怖主义显然成了反对乌托邦的*佳药方。 在一份小报上，我发表了一篇很短的故事，它的题目就已经叫作“不确定宣言”了，那是一种以青春过失为形式的模糊尝试。那时候我住在瑞士。我离开了瑞士，我一个人去巴黎郊区的萨尔塞勒过暑假。在这个整个八月都是一片荒凉的小城镇中，在一个塔楼群的脚下，有一家酒吧，那是街区中的唯一一家酒吧。去酒吧的只有北非人。和他们有一些接触之后，我就下定决心立刻前往阿尔及利亚，去寻找我的《宣言》。不过，那却是另外一个故事了。那时候，我的书重新成形，也就是说，它重新形成为一篇枯燥乏味的草稿：那是一个孤独者的精神状态，对爱恋之苦的抽象报复，对意识形态、时代氛围、逝去时光的哀号。 我在巴黎安顿了下来，住在皮加尔街 42 号的顶层楼上，一间小小的两居室。始终孤单一人，没有女人，没有朋友。一年的孤独、悲惨。我没有钱，没有工作。我想尽办法发表绘画作品，但遭到所有报刊编辑的拒绝：“商业价值不够。”这一理由，我将会反复听到，在巴黎，在欧洲，尤其在我将去生活一段时期的美国。我成了乞丐，好几次。所有金钱关系都是反人性的罪恶。 我用中国墨来画画，但我也用水粉颜料来表现长着人类身子的怪鸟，它们踩着滑雪板，在小小的公寓中要飞起来。我写一些很短的叙事作品，有时候短得仅仅只有几行。我毁了一切。《宣言》在没完没了地死去。 一年又一年过去，我四十岁了。我在一家出版社出了**本书。这是一次惨败：“商业价值不够。”四年后，又出版了一本新书，然后，新书接二连三地出版，奇迹般地畅销。它们每一本都是重新找回《宣言》的一种尝试，但是，每一本都与它失之交臂。于是，我重拾《宣言》，我隐隐约约地知道，这事情根本就没有完结。我拾取好几百页的笔记本：报纸的片段，回忆文字，阅读笔记。然后，一幅幅图画积累起来。它们如同档案馆的图像：复制的旧照片，照着大自然临摹的风景，种种奇思妙想。它们经历着各自的生命，却什么都不阐明，或者只是阐述一种模糊的情感。它们进入图画盒，而在那里，它们的命运还不确定。对于字词也是同样，小小的微火，就像黑色书页上的洞。然而，它们凌乱地向前，贴到突然出现的图画上，形成一些到处凸现的、由一旦借到便永不归还的话语构成的片段。伊西多尔·杜卡斯 写道：“剽窃是必需的。进步要求剽窃。它紧紧地抓住一个作者的句子，采用他的表达法，抹去一个错误的想法，代之以正确的想法。”这话说得英明至极。瓦尔特·本雅明说得也同样精彩：“我作品中摘录的语句就像是拦路抢劫的绿林强盗，它们全副武装地从斜刺里杀出， 把闲逛者所相信的一切都夺走。”我们总是要借用别人的眼睛，才会看得* 清楚。为了更好地说出痛苦与怜悯，基督与圣母被世人抄袭和剽窃多少遍？ 孩提时代，我在书本的梦幻中寄放了后来将成为回忆的东西。而现在， 我依然有强烈的历史感，在学校的长椅上，我清楚地听到了奴隶们在雅典街道上的哀叹，战败者从战场上走出来时的悲号。但是，历史在别处。历史是学不会的。历史是整个社会都必须体验的，不然就会被抹去的一种情感。战后的一代人因为重建了世界而失去了历史的线条。没错，他们是重建了世界，他们也让和平降临在大地上，宛如长长的一声叹息过后，就忘却了苦难的时代。现在，我们还生活在这和平的残余中，而正是带着这些残余，我们即兴创造一个社会，一个抹去了以往许多社会的社会，一个没有了记忆的社会，就像那个美国社会，它为我们规定了要哪一种和平，至少是规定了和平的面具。今天的和平是完全相对的，因为它靠那些发生在远方的、地区性的战争滋养着，而那些战争与我们拉开了距离，体现出令人绝望的种种景象。 但是，有另一种战争在啃噬着我们，却从来没有正式爆发过：这就是“使时间消失的时间战争”，是由一种现在时态所进行的战争，而它被剥离了过去，并被粉碎在不可信的、灿烂的或幻灭的未来之中。现在时态失去了过去时态的在场，但过去时态并不因此而彻底消失—它延续在回忆的状态中，一种无生气的，被剥夺了话语、物质以及现实的回忆。现在时态把时间变成了一种空洞的时间，悬浮在一种根本找不到的历史之中，而这空洞充满了一切，并展开在一切可能的空间中。或许正是因为这空洞的自我完成，某种东西才会突然出现，就仿佛那消逝的时间应该让位给另一种时间，一种前所未有的时间。从此，被冠以“现代性”之名的现在时态就有了完成生命进程的可能性。或者不如说：现在时态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地插入到它那重构的过去，以免让自己沦落到被遗忘的境地。这是哲学家科斯塔斯·帕帕约阿努的郑重警告：“现代性正是以一种纯粹而又专一的人类经验的名义，肯定了现在对过去的优先权。人类时间明确地脱离了物理或生理时间的支配。它不再按照天体运转或者生命循环的样子，描画出一个圆圈的形象。它从自然中摆脱出来，解放出来，它所包含的只有对物质上的那些新因素的唯一承诺：它所传达给意识的，再也不是星辰与季节那永恒不变的秩序，而是简化为人的自身、人的孤独、人的未完成状态的形象。” 历史总是愚弄我们，因为事后证明它总是有道理的。它可以完美地变成一出反对现代性和科学的开放式战争戏剧，而科学全然在它的统治之下——正如威廉·福克纳 所说，科学是一张“不可亲吻的危险的嘴”。 以碎片化的方式，唤回被抹去的历史和对时间的战争，这就是我创作《宣言》的目的。**卷由此开启，而其他各卷将以不确定的方式，跟随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