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湘军

**章另外一条道路 1851年4月，大学士赛尚阿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被派往广西，用以遏制已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的太平天国运动。出发前，内阁中书左宗植建议赛尚阿，应在其班子中加入一个名叫江忠源的人;无独有偶，另一位大学士祁隽藻也向赛尚阿推荐了江忠源。 赛尚阿当时对江忠源并不了解，只知道他是举人出身，做过地方小官；但既然两名同僚都不约而同地推荐了他，又都认为此人是一员不可多得的干才，于是便奏准让江忠源随营办差。几个月后，江忠源前往赛尚阿位于桂林的行辕报到，赛尚阿将他调入了广州副都统乌兰泰的军幕。 那个时代人们的刻板印象是，满人尚武，汉人崇文。后者似乎已成为汉人的专利，他们满腹经纶，却通常手无缚鸡之力。乌兰泰就是有过从征回疆经历的满洲军人，从没有读书应试；江忠源出身举人，自然也应该是个文弱书生才对。实际不然，江忠源能文能武，而且言谈举止都极为豪爽干练，这让乌兰泰很是高兴。两人相处融洽，彼此都觉得十分投机。经过进一步了解，乌兰泰才知道，江忠源原来也和他一样打过仗，而且仗还打得非常漂亮。 “古兵法”之策 在江忠源的家乡湖南新宁，一度会党活动非常频繁，先后爆发了雷再浩、李沅发起义。其时太平天国运动尚未形成气候，湖南省官员拟调大部队去新宁镇压，但被江忠源劝止。 官军是客军，不熟悉新宁的当地情况，难以对付本地义军不说，还会骚扰民间。江忠源回到新宁，依托家族子弟，建立了名为新宁勇的团练；自己教兵勇兵法，然后指挥他们与义军作战。结果竟得以一战讨平，江忠源也因此崭露头角。 至此，乌兰泰终于明白，为什么京城大吏会纷纷推荐江忠源了。这时新宁勇早已遭到遣散，但乌兰泰仍力劝江忠源重建部队，拉到广西来打太平军。江忠源听从其言，即刻写信给正在家乡的四弟江忠淑。江忠淑的动作也很快，立马招募了五百人开进广西，号为“楚勇”。楚勇原先由江忠淑直接带队，由于江忠淑身患痢疾而提出辞呈，便改由江忠源亲自指挥。 在广西集结的各路清军中，只有楚勇以省命名。虽然该部的五百兵勇仍旧保留着其乡勇的特色，但与原先的新宁勇相比，部队建制已升级成为更高形式——新宁勇是地方团练，自卫乡里，自筹经费，作战范围连新宁都不出，更别说出境来广西了。楚勇至少是准正规军，不仅跨乡跨省，而且和经制兵绿营一样，由官府供饷。 随赛尚阿征战的部队，多为从各省抽调的正规军。起先他们尚看不起楚勇，楚勇普遍身材短小、衣衫不整的样子也成为其笑料；然而战场之上，归根到底不是看谁的形象好，而是看谁更能打。几次交战下来，楚勇用实际表现证明了他们绝非浪得虚名，其他官军渐渐也就不敢再小视他们了。 赛尚阿定下封锁战略，企图将太平军困死在狭小的紫荆山区。不料太平军却突围东出，攻克了山城永安，随后便在永安封王建制，扩大队伍。 1851年岁末，赛尚阿督令各部对永安予以四面合围。赛尚阿倚重的大将，除了乌兰泰外，尚有广西提督向荣。偏偏乌兰泰与向荣不和，江忠源欲为他们居中调解，却毫无成效。 包围永安时，乌兰泰与向荣之间再次发生龃龉。向荣提出“古兵法”之策，所谓“古兵法”，就是围三阙一，假意给被围的太平军留出一条逃生之路，继而予以半路截击。乌兰泰则指出，永安城中的太平军如今连一万都不到，清军数倍于敌，只要坚持围攻下去，就算攻不进城，光是饿，都能把太平军给饿死。 围三阙一的打法，通常都要在守军意志接近崩溃边缘的情况下，才能顺利实施。太平军却不是这样，通过永安封王，其作战意志空前高涨，换句话说，只要给他们一个空隙，他们便会像锥子一样拼命地钻出去；而以清军的状态和战斗力，届时十之八九，是既截不住，也追不上。反之，若继续围困，守军意志再强，也将一点点被消磨。事实上，由于内外不通，接济断绝，城内太平军的粮食已经所剩无几，火药也用完了，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守住永安的时日，已经在倒数计算。江忠源看出了太平军的困境，他站在乌兰泰一边，并代乌兰泰写信给向荣，力陈“古兵法”之弊，请求大家同心协力，合围歼敌，但未被向荣所接受。 向荣把他的“古兵法”献给赛尚阿，赛尚阿急于向朝廷报捷，便采纳了他的建议。到了这个时候，江忠源已预感到清军必败，自己留在军中也无能为力；同时他对各部官军皆畏缩不前，且又无法当机立断、协同作战的作风也深感失望，于是便称病告退，带着楚勇返回了新宁。 不出所料，正是借助向荣“古兵法”留出的缺口，太平军雨夜突袭，强行冲出了包围圈。清军失去了将太平军扼杀于其创业初期的*好也是*后一次机会。 永安突围后，太平军浩浩荡荡北上，直逼桂林。接下来，太平军必然还要继续北上进入湖南乃至新宁。这次不用官方督促和征召，江忠源便散尽家财，捐资募勇一千两百人，于一个月内驰援桂林；又嘱咐三弟江忠济和同县好友刘长佑等人，再添募五百人，随后跟进。就在抵达桂林之前，江忠源听到一个消息：乌兰泰率部追击太平军，但在桂林城外负伤毙命。 太平军真是既可怕又可恨，江忠源伤感不已。他知道，自己即将迎来的战斗将更为艰难和凶险，面对这一从未有过的挑战，他必须全力以赴，使出浑身解数才行。 蓑衣渡 太平军向桂林挺进，意味着他们即将冲出两广，进入相对富足的长江流域。因此在攻桂林未果后，他们便立即撤围改攻全州，占领全州后，不待休整，又准备先取长沙，再图武昌。 出发前，南王冯云山依据情报得知，全州城东北有个湘江渡口，名为蓑衣渡，乃必经之地。此处江面狭窄，水流湍急，行船十分危险，同时两岸又多山林，如果清军提前扼夺，足以置太平军于死地。冯云山向天王洪秀全建议，在经过蓑衣渡时，应派步兵在两岸先行开道，其余部队、家眷和辎重则乘船随后跟进。 此时湘江上涨，预计顺流而下的话，三四天内即可抵达长沙。冯云山的做法，稳妥当然是稳妥了，但时间也被延误了。若要是这一期间，让长沙方面做好防守准备，岂不是会竹篮打水一场空？洪秀全仍决定全军都乘船走水路，并打算率船队先行。“蓑衣渡是极险恶的地方，倘有不测，后果不堪设想，老弟我愿意先行进入。”冯云山在攻打全州时，已经中炮负伤，但仍请缨担任了前队指挥。 正如冯云山所预料的，有人已经在蓑衣渡设伏了，此人就是江忠源。 江忠源从桂林起，就尾随太平军，一直跟到全州。发现全州已被太平军所控制，他赶紧绕到前面，以切断太平军向北延伸的通道。蓑衣渡由此被江忠源所选中，他对蓑衣渡的地形进行了周密侦察：蓑衣渡就渡口而言，实际水波平静，真正的险要的地段在其北面三里许，名为水塘湾。水塘湾也属于蓑衣渡区域，其西岸有沙滩突出江面，河床极为狭窄，兼之湘江在此急转向东，故而江水虽然不深，水流却极为湍急，船只很难通行。 水塘湾的岸边大树参天，无数灌木错落其间，江忠源伐木塞河，打桩设阻，预先拦住了河道。太平军的先头船队在进入水塘湾后，先顺着湍急的江水驶过浅滩，继而在河曲处转了个弯，接着便直直地冲入由巨木和木桩组成的障碍区并发生搁浅。 江忠源率楚勇埋伏在附近的狮子山，四处挥舞旗帜作为疑兵。太平军不知虚实，急忙撤退，可是因水流湍急，船队已无法做到进退自如：前面的船退不出来，后面的船也停不下来，结果越挤越多，全都撞在了一起。楚勇趁机以火炮进行袭击，一时间，炮子（即炮弹）、火箭如同雨点一样落在船上，随着大火在船只之间迅速蔓延，船队更加混乱不堪。很多船只或自相撞击，或沉没，或被焚，其间不少人被溺死、烧死、轰死。 在无法拔桩抢渡的情况下，冯云山指挥前队弃舟登岸，向楚勇发起反击。太平军准备不足，在地形上处于绝对劣态；而楚勇却以逸待劳，居高临下，并且牢牢地将对手置于其火力射击范围之内。激战半天，太平军被一路赶杀，重又退回江中。 楚勇处于西岸，太平军可以先退至对面的东岸；但东岸同样地形复杂，亦可能藏有大量伏兵，对于已陷入困境的太平军而言，这种风险更加难以预测和控制。冯云山只能继续倾全力在西岸进行争夺，而江忠源既然已经紧紧咬住了对手，当然也不肯轻易松口，双方连续拉锯达两个昼夜。 由于前队迟迟无法打开局面，洪秀全遂率后队助阵。江忠源在狮子山上看到太平军的后队旗帜，已准备撤离；就在这个时候，炮子忽然打到了冯云山的船上，冯云山再负重伤。随着冯云山失去指挥能力，船队大乱，洪秀全不得不下令抛弃所有船只和辎重，全军登上东岸。冯云山被抬到东岸后，很快就因伤重不治而亡。洪秀全当场恸哭，说：“是老天不肯让我平定天下吗？为什么这么快就夺走了我的贤良辅弼？” 永安封王，冯云山虽然仅仅被封为南王，位列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之后，但他实际却是太平天国领导层的核心人物。太平天国起事，酝酿数载，皆冯云山一人之谋。作为领袖的洪秀全对其尤为依赖，平时只要遇到疑难，就一定要问冯云山；而足智多谋的冯云山，也总是能靠一两句话就解决问题，以至于洪秀全几乎寸步都不能离开他。 早在紫荆山区时，冯云山的地位和影响就已无人可及；太平天国的其他领导人，从杨秀清、萧朝贵到韦昌辉、石达开等，都是由他捏合在一起的，也对他衷心拥戴。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冯云山不是死于蓑衣渡之役，他完全可以继续辅佐天王，裁制东王，调和各王，后来的天京内讧也许就不会发生了。 首功 关于冯云山之死，一直以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即认为他在进攻全州时就已战死，这一说法近年来已逐渐被研究者所排除。之所以会出现不一样的说法，很大程度上，与江忠源当时不知冯云山已死有关。在事后的报告中，他对此只字未提，相应官书乃至地方县志便也都没有做相应记载。 江忠源提及的，主要是鏖战两昼夜，缴获船只三百余和大量辎重，以及极大地杀伤了太平军精锐。这是事实，蓑衣渡一役，太平军战死数千人，阵亡者多数是原来紫荆山区的拜上帝会会众，普遍具有强悍善战和忠心天国的特点，乃太平军不可多得的精锐火种，对太平天国政权而言，如此损失是很难弥补的。 江忠源人马有限，战前他曾请求官军协同行动，在湘江东岸进行伏击。东岸重山叠嶂，仅有羊肠小道可以通行，如果官军也像楚勇一样在那里建立阵地，几乎可以确定太平军插翅难逃，*终将全军覆没于蓑衣渡。可是显然，官军并没有把江忠源的请求当一回事，楚勇在蓑衣渡连战两日，官军竟无一人增援，东岸更是空无一人。 在冯云山死后，太平军已没有选择，只能舍船由东岸登陆；而东岸的不设防，则给了他们逃出生天的机会。洪秀全率部穿过东岸林木郁密的山丘，徒步进入了湖南。他们本欲通过攻占临河的商业重镇永州，获取新的船只和给养，但由于官军已截断桥梁，船只也已被拖至对岸，所以便放弃永州，向南折往道州。对于太平军的突然转向，道州守军完全缺乏准备，防卫形同虚设，结果被太平军轻易攻取。 江忠源在蓑衣渡设伏的主要目的，是塞断太平军北进湖南的水陆通道。在伏击成功后，他曾一度认为，太平军将铩羽南返，湖南可能已经守住；太平军攻占道州，使他的这一希望破灭了。尽管*终未能阻遏太平军北进湖南，但蓑衣渡一战却已实质性地保住了长沙甚至湖南。 太平军的本意是经湘江直接对长沙发动快攻，其时长沙防备空虚，兵力又少，一旦太平军迅疾发动攻击，被攻下的概率极高。可是因为落败蓑衣渡，太平军被迫改变了行进方式和路线，快攻长沙的计划也被迫延迟。此外，他们不仅要重整士气，还要招募兵员和补充给养，以弥补蓑衣渡之战的重大损失，这使他们在道州和湘南其他地区又耗去了不少宝贵的时间。 没有蓑衣渡一战，长沙可能早就被太平军攻克了，湖南自然也将在其掌握之中，故而此战“为保全湖南首功”。当时很多人认为，“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从后来湖南的战略地位来看，也确实如此：设若湖南尽入太平军之手，则太平军可尽收湖南精兵，顺江而下，占领南京；北伐也因此可能提前，在各处对太平军都还缺乏戒备的情况下，整个战局必将发生急剧变化。 经过蓑衣渡一役，江忠源的声名与日俱增，其知兵善战之誉，在湘省无人能及。他自己也因功升为知府。 大家都知道江忠源能打仗，但是他的话还是没人听。太平军刚刚占据道州时，兵犹不满万人；江忠源提出“分防不如合剿，远堵不如近攻”，也就是说应合兵一处，直接奔赴道州开打。这本是消灭太平军的上策，结果愣没人搭理，湘南诸城也相继被太平军各个击破。 通过在湘南流动作战，太平军又增加了五万人马。在太平军内部，西王萧朝贵被评价为“勇敢刚强，冲锋**”，他通过谍报，得知长沙仍空虚无备，便向总筹军务的东王杨秀清请命，欲突袭长沙。杨秀清认为蓑衣渡战役后，已失去突袭的时机，没有同意；洪秀全也持同一意见。萧朝贵倔劲上来，带上仅千余人的部队，就自顾自地长驱直入，对长沙发动突袭。 1852年9月12日，萧部直抵长沙城下。由于其余太平军仍停留在湘南，尚无会攻长沙的迹象，所以萧朝贵的猛袭，可以说是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城内居民甚至都还不知道一场大战即将来临，直到太平军发炮攻城，炮子打到城中，街上卖浆的小贩正要拿碗来喝，炮子的碎片恰好将碗击得粉碎，百姓这才惊慌起来。 省城面临的危机 至萧朝贵袭击长沙时，官军采取的实际仍是分防和远堵策略，部队大多还部署在别的地方，城中守军的数量有限。不过萧朝贵得到的情报也并不准确，这时距蓑衣渡之战已经过去了三个月，官府各种严防死守的措施都已实施，萧朝贵要想在短时间内予以攻取，是很难做到的。 在此之前，江忠源按照刘长佑的建议，从楚勇中挑选五百人组成敢死队，准备在关键时刻应急。得知长沙被围，江忠源忙率敢死队火速驰援长沙。如果再加上总兵和春等其余援军，长沙清军的数量已是萧部的数倍。但与包围永安时的情况相仿，官军多不中用，真正骁勇能战的，仍然只有江忠源及其楚勇，故而要想一举击溃太平军，也等同于天方夜谭。 萧朝贵兵力单薄，无法对长沙进行合围，便集中兵力于南门外，做出准备打持久战的架势。江忠源察看形势，发现南城外的蔡公坟地势较高，若任由太平军占据，对城门的威胁很大，于是便发动急袭，将其拿了下来。 萧朝贵被扼住要害，使不出劲来，只能靠蛮力拼命攻城。他身穿黄色官袍，天天在**线督战，目标极为显眼；城中守军怀疑他就是西王，一炮打过来，萧朝贵中弹，随即伤重毙命。 萧朝贵死后的第三天，曾国藩回到了家乡——湖南湘乡荷叶塘。曾国藩和江忠源是湖南同乡兼好友。咸丰皇帝刚刚登基时，曾国藩应诏保举贤才，江忠源就在其保举名单之上。不久因江父去世，江忠源丁忧回籍，才没有入京为官。 在赛尚阿奉旨攻打太平军之初，曾国藩对于前景还抱着极为乐观的态度：在他看来，紫荆山区的太平军已是釜中之鱼，只要赛尚阿统大军发动进攻，就能一举将其歼灭。谁料后来情况越来越不对了，已经进了锅的“鱼”居然又跳出来，而且越蹦越欢实。曾国藩对此又气又急，埋怨前线办差人员不得力，恨不得自己马上插手才行。曾国藩曾经两次兼任兵部侍郎，军事知识是有一些的，但那都得自于书本，他自己还从未打过仗。曾国藩对此倒也颇有自知之明，知道在京城空发议论，并不能代替亲自到前线实践，所谓“军事非亲临其地难以遥度”。 就在太平军转道湘南期间，曾国藩充任江西乡试正考官，并获准于乡试结束后回籍省亲。途经安徽境内时，母亲江氏突然病故，凶信传来，曾国藩急忙按照丁忧的通例，辞去官职，然后溯江西上，回家奔丧。曾国藩虽然没有参加长沙战役，但比之于京城，战火无疑离他已经近得不能再近了——长沙吃紧，湘乡也吃紧；长沙缓和，湘乡亦缓和。 萧朝贵的死，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除省城面临的危机。洪秀全得报，既惊又怒，立即率全军北上，直指长沙。江忠源率楚勇前去堵截，部队先胜后败，实际是中了太平军的诱兵之计，被伏击了。江忠源本人被长矛刺中后，堕下马来，险些丧命。 你在蓑衣渡给了我一闷棍，我现在也姑且还些利息给你！太平军复仇心切，很快就得以兵抵长沙，对城池形成了重围之势。此时，朝廷从各方紧急调集的援兵都已陆续抵达。双方参加的兵力均达到五万以上，从而使长沙会战升级成为超十万兵员规模的大战役。 清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多于太平军，但质量方面却远不如对方。从外地赶来的大多数援军都停留在数里之外，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贸然进发，都怕被太平军给一口吃掉。这样一来，太平军便可以从容攻城了。 长沙城和太平军先前围攻的桂林城相似，都具有墙高城坚的特点，对于这样的坚城，传统的攻城工具，如云梯、吕公车等，均无能为力。即便是当时的火器，无论是国内自制的铜炮、铁炮，还是从国外进口的洋铁炮，也都不具备直接击破城墙的能力。如此一来，便只有掘开地道，埋地雷攻城一法了，古代军事学中谓之“穴地攻城”。 还在发动金田起义时，就有贵县银矿工人加入了太平军，他们一般不直接参加作战，而是专任掘地道作业。太平军将掘地道攻城称为“开龙口”，作业人员为“开龙口兄弟”。“开龙口”一词，就是当时贵县银矿工人常说的术语。 太平军进攻桂林，曾在城门外掘地道。但因桂林城根多坚石，花了一个多月时间也没能挖成，大军只得撤围北出。此后在全州攻城时，再次尝试，终于得以成功：全州城墙被炸开两丈余，部队得以从缺口处一拥而入。 太平军在湘南进行休整和扩军期间，又有数千掘煤工人参军，加上原有的银矿工人，他们被正式组成了一个新的兵种——土营。土营相当于现代的工程兵特种部队。中国古代不乏地道战的记录，明清两代都有采用；但像这样采用整建制部队的形式，还从来没有过。由此也可见太平军用兵灵活高效、不拘一格的特点。 地道战 所谓埋地雷攻城，其实是在城脚堆满火药，然后点燃引信，静候轰裂。太平军在湘南时积蓄了大量的火药，只要挖通地道，轰城就没有问题。 战场从来是自觉性要求*高的课堂。清军在经历桂林、全州两战后，对于地道战也早有防范，并制定了具有针对性的方案。当土营在城墙边挖掘地道时，城内守军便将大木桶埋到地里，让提前物色好的盲人钻在桶里，细听远处挖掘地道的声音。盲人听觉特别敏锐，可以准确地判断出地道已经挖到何处。一旦发现地道已接近完工，守军就要用大铁球将其压垮；或者是将其砸开后，通过灌水、灌粪，将正在施工中的土营官兵逼走。 太平军当然也想到了守军可能使用的办法，他们在城墙外不断击鼓，用以扰乱盲人的听觉，但成效并不明显。在长沙会战中，太平军一共挖了十个地道，*后只有三个地道先后得以完成。 三个地道均被太平军充分利用，他们引爆火药，通过炸毁的城墙进行突破。这时候守军便要像堵大堤的缺口一样，全力进行封堵。江忠源参加了反地道战的全过程，并亲身封堵过一次，他在经历各种惊心动魄场面的同时，也积累了反地道战的经验以及技术。 太平军的地道屡挖不成，三次突破也都未能成功。接着，军中又开始缺盐，洪秀全被迫决定撤围。在双方大军都已齐集，且咬合在一起的情况下，一方突然撤出战场，一般而言，是比较危险的。江忠源已经考虑到太平军如果撤围而走，必须如何截杀的问题。在军事会议上，他指出来援的官军集结于周围，唯有西面空虚，希望能调重兵驻扎于湘江西岸的回龙塘，以扼太平军西窜之路。 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个能吏，他赞同江忠源的意见。但是来援诸将却无人肯驻兵回龙塘——正是诸将都知道江忠源有见识，说的事往往都能应验，才没人敢去回龙塘；就怕自个儿正当太平军之锋，被其撕个粉碎。 1852年11月30日，夜半时分，太平军悄悄地撤出阵地，通过浮桥到达湘水西岸。西岸驻有万余官军，由向荣亲自指挥防堵，但他们都趴着一动不动；东岸官军更有六万之众，也同样不敢追击。太平军大大方方地取道回龙塘，向西北方向扬长而去。 太平军虽解长沙围，退出湖南，但对于湖南的影响却并未因此立即消散。浏阳的征义堂组织很早就假借团练名义，扩充组织，建立武装，时间长达近二十年。在萧朝贵进攻长沙时，征义堂领导人周国虞本打算立即起兵响应，因被官府发现而未果。当时长沙战局吃紧，官府也顾不上料理他，只得先听之任之。周国虞趁机发展势力，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其力量迅速扩充至两万多人，成为省内*大的和组织性*强的会党武装，并控制了浏阳县城及大部分县境。 征义堂人数众多，器械俱备，技勇颇精，非寻常会党可比。省府不断收到秘密报告，连远在北京的御史也上奏，要求迅加处置。张亮基这时已将左宗棠召入幕府，左宗棠一边采取麻痹策略，促使周国虞游移不定，不敢骤然举起义旗；一边密授江忠源以计，让他以搜捕其余会党起义军的余党为名，率楚勇由小路进入浏阳，待机对征义堂进行镇压。 发现江忠源来到浏阳，周国虞知道大事不好，被迫匆促举义，并分三路对楚勇发动进攻。江忠源亦分三路进行反击，而且很快就击溃了征义堂，周国虞随后也被擒杀。 浏阳地近省城，对省城乃至全省的威胁固不待言；同时，它又位于湖北、江西、湖南三省毗邻区，一旦太平军卷土重来，便可里应外合，近围长沙，远攻江西、湖北。几个月后，太平军西征，表明征义堂确实是一个极大的战略隐患；若当时不除，对清廷而言，后果不堪设想。 此役，巡抚张亮基被认为调度有方。但他只是名义上的统帅，前线指挥实际是江忠源，镇压征义堂的主力部队则是江忠源所统率的楚勇。也就从这个时候起，以楚勇为代表的湖南团练武装，开始越来越受到朝廷的倚重。 没打算按规矩办事 江忠源及其楚勇的成功，让湖南地方官府及其士绅均大受鼓舞。在太平军围攻长沙时，湘乡人罗泽南即受知县朱孙诒的委托，与其门人王錱、李续宾等人在乡办理团练，而当时曾国藩还尚在回乡途中。 ...... 太平军则不然，在南王冯云山死后，由东王杨秀清掌握了统一的军事指挥权。杨秀清辖制部队很有一手，太平军从进攻长沙到解围北上，直至攻取武昌，始终能做到节制严明，有进无退，这在历代起义军中都是很突出的。与此同时，太平天国有着明确的政治理想和目标，与清朝俨然敌国；而且它在攻城略地之后即能加以巩固，并壮大其力量。比较一下紫荆山区时代和夺取武昌时期的规模气势，天国实力增长之快，足以令人叹为观止。面对这样前所未有的强敌，若还指望以零星团练与之作战，简直形同驱犬羊敌虎狼。 包括曾国藩在内，咸丰先后共在十个省份，任命了四十三人为督办团练大臣，后来除了曾国藩，无一例外，全都失败了。他们为什么失败？就是都老老实实地按照朝廷所交代的去做了。 如果方向就是错的，想不失败都难。曾国藩走的恰恰是另外一条道路，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按规矩办事。比如朝廷说，办团的事务，你在旁边督促指导一下就行；他不，他亲力亲为地去办团。又比如朝廷说，团练只要在地方上活动，“练团查匪”即可；他也不，他说他要办就办“大团”，而且这个“大团”跟张亮基等地方大吏也没太大关系，就他曾国藩一个人管！ 曾国藩深信，只有建立一支既能跳出地方范围，同时战斗力又非绿营可比的湖南新军，才能真正有所作为，甚而改变时局。而他所要建立的这支新军，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