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历史:中国古代儒家哲学的基本问题及其历史演变

　　朱熹思想产生于周敦颐、张载、二程等理学之后。或者说，朱熹哲学的贡献必定与上述思想家的立场相关。从周敦颐思想来看，他虽然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思辨哲学，但是仍然保留了佛教哲学的痕迹，即以无为本原，在太极之前还有个无极。如果承认佛教的虚无本体论，那么，儒家的仁义之道便失去了根基。所以，朱熹需要完善周敦颐的本原论，即将虚无之本改造为理本、仁本。这便是二程与朱熹理学的重要贡献。　　那么，和二程理学相比，朱熹哲学又有哪些特殊的贡献呢？理是程朱理学的核心概念。他们共同将事物的所以然者、自性称作理。因此，理指超经验的、绝对的存在者的自性。这是二者的一致处。所不同的是，二者的存在内涵不同。二程的存在主要指生命体（含自然界的物体）与事情，不包括无生命的存在。朱熹的存在，不仅指这些生命存在，而且包含无生意的存在，比如房子、椅子等。这种范围的扩大，将中国传统哲学从生存论转向了存在论，即，他们不仅关注于生命体的存在，将存在理解为生存，而且关注于无生命的存在。生存论转为存在论，从而诞生了思考一切的哲学。这种视野的差异丰富了理的内涵。二程的理主要指生物体的生存之道。朱熹的理则是万物的存在之理，非常接近于柏拉图的理念。二程的理是一理，即天理。万物有理，却是公理、共理。朱熹的理既有统一的天理，还有不同的物理、事理，属于别理。　　二程也提众理、万理，但是，他的意思是万物都有理。更重要的是，二程曰：“物我一理，明此则尽彼，尽则通。此合内外之道也。语其大至天地之所以高厚，语其小至于一草木所以如此者，皆穷理之功也。”①万物有理。但是这个理是同一个理，即物我一理。这个理便是天理、公道、仁。对仁道的领悟，二程以为：“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②需要慢慢体会，*终贯通。这或许便是程门的功夫。每一个事物都有理。这些理却是一样的。同样的情节，朱熹却提出：“今若于一草一木上理会，有甚了期。但其间有'积习多后自当脱然有贯通处'者为切当耳。今以十事言之，若理会得七八件，则那两三件触类可通。若四旁都理会得，则中间所未通者，其道理亦是如此。”①朱熹突出了物理的个别性与多样性。朱熹的理，不仅是多，而且相互之间具有差异性。　　二程理学与朱熹理学的差异，体现了朱熹对于生存与存在的进一步思考。在二程那里，存在问题主要还是生存问题。到了朱熹这里，存在不仅指生存，而且具有了一定的存在论倾向。尽管朱熹不反对二程的万物一体观，但是，朱熹更喜欢论述万物的别理。这种对个别事物的特殊之理的思考与认识将中国传统哲学引向深入。　　同样，朱熹哲学也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理学思想，尤其是他的气论。张载在气的问题上存在着一些不足。其中*大的问题是对于气、太虚的哲学性认识尚不成熟，或者说，张载虽然能够进行一些哲学性的思辨，却没有完全弄清楚思辨概念、思辨哲学的性质或特点，比如形而上、形而下的内涵等。所以，张载对于本原、气、太虚的关系有时候并没有辨析清楚。所以，太虚与气的关系至今依然困惑了许多学者。这个困惑之所以存在，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张载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清楚。对此，朱熹清晰地区别了超验概念与现实存在，分清楚形而上与形而下等范畴，并将理视为形而上的存在，而将能够形成现实之物的气视为形而下的存在。张载哲学模糊的地方得到了澄清。存在的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也比较到位。在体用论的视野下，朱熹比较恰当地处置了理气、性情、性心等关系，即以前者为体，后者为用。体用论仅仅揭示存在的性质，而超脱于经验性的认识或判断。于是，性情关系等不再分为重要与不重要，从而让困惑早期儒家的若干问题比如性情关系等得到了彻底的解决。　　当然，朱熹哲学也存在着一些不足。这其中主要表现在两个问题上，即理与心和理与气。在朱熹那里，尽管心被分为道心与人心，其中道心是理，而人心属于情欲，但是，他有时候似乎忘了这种分别，即偏重于认知之心，而淡忘了本原之心。于是，格物而穷理便成为朱熹倡导的主要进路。理不仅是认知的对象，同时也是生存的本原。朱熹似乎认识不足。王阳明的哲学便对此进行了修正。在理气关系中，朱熹将理气视为两个不同的存在。事实上，从实在论的角度来看，理何尝不是气？这便是罗整庵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