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感(新笔记叙事)

前记 本书由三部分组成：个人阅读史、在场 / 不在场、四十年樽俎之间。这些混合着记忆与感触的札记，陆续写于*近两年。 前边两部分*初写在微信朋友圈里，不能说只是写着玩儿，是从那些记事中梳理自己的认知和情感，自有特别的意义。写阅读史时每天在微信圈里发送一二则，发到二十则左右，赵园先生来问，你这些东西是不是要写成一本书？那时倒没想过这些。几乎与此同时，《扬子江文学评论》编辑王晴飞发来微信询问写作计划，我说大概写一百则左右吧，他说他们想用，我颇受鼓舞。在微信圈里发到四十则的时候，韦健玮兄表示喜欢，想要拿到《北方文学》连载。健玮是我大学期间宿舍上下铺的哥们，但既已答允别处，只好跟他说另外再给你写吧。于是，又另辟一题，还是先在微信圈里发给朋友看。健玮不时上来点赞，我这就更来劲了，结果比阅读史那块写的更多（其实阅读的记忆也是这块的主体）。当然，还有许多朋友和未曾谋面的微信联系人给予关注，并建议我将这些文字汇集成书。书中第三部分内容有所不同，是之前给《上海文化》写的回忆文章，胪述八十年代以来自己所亲历的文坛往事。 现在将三者合为一书，说是敝帚自珍，说是野人献芹，都有那个意思。年届七旬之际，从记忆中翻检出这些谈资，也算是“倚老卖老”。不过，书写的内容能与朋友们的精神生活有相通之处，使我觉得晚年的写作不仅是聊以自慰，大概亦能接会更多的读者。其实，书本和书本以外的世界，都有不少原先未曾意识到东西，那些记忆尽是碎片化的印象，其中并不涉及任何重要事件，零零散散抖落开来，倒也让自己重新思考一些问题，包括对阅读本身的进一步理解。说来我这一生比较简单，除了在北大荒下乡九年，大学毕业后在工厂待过一年，其余的年头不是在校学习就是从事图书杂志编辑工作，总之都与书籍相伴。即使在农村和工厂的十年，读书亦是人生要事，阅读的记忆成了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内容，除此还有一些亲历的文学活动和出版事件。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今生今世亦是一种文学存在。不似“诗与远方”的高蹈和浪漫，实不无“道在屎溺”的感知与体悟。 书名取作“存在感”，并非哲学意义上的存在，略似网络微信所谓刷存在感。采用这个嘲谑性俗语，不是非要作为自我解嘲。在个体意识很容易被泯灭的时代，往往只能从阅读和日常生活中寻求某种寄托，作为性情、趣味或曰心灵之归宿。因之，记录这些往事与随想，我想藉此尽可能写出自己真切的感怀之言，尽量不作人云亦云的说辞。书中有一则回忆早年听一位前辈谈读书门径，虽说跟治学无关，却使我后来对文本特性产生某种领悟。那时向老人请教，太史公《五帝本纪》记述的事情是否可信？《项羽本纪》鸿门宴那番描述是否虚构？等等。老伯劝我别费这种脑筋，正史上这么说，你不相信也得相信。他是说，历史是因那种书写而存在，所以你没法证伪。他劝我多读野史笔记，那时我还没读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他从书架上取了《涌幢小品》《五杂俎》让我拿回去看。现在理解他的意思是，史官的记述很可能是带有某种大意图的建构，而野史笔记多是士夫卸职归田后的遣兴之作，多少能够见其个人心性。这种文本分辨，使我在阅读中注意到叙述主体的存在方式，显然对自己的写作亦有启示。 我一直羡慕古人笔记和读书札记的著述文体，因为行文随意自在，并不羁束于学理之中，亦往往无意识地逸出思想樊篱。踞蹐苦逼之世，文体与叙述之率性，总还让人能够喘一口气。想起《中庸》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宋儒疏曰“性即理也”，本来或是一个富于思辨性的命题，可是将一切归诸于“理”，难免颠覆了日常认知，又何来率性之说。理学倘若真是心性之学、性命之学，自古以来读书人不至于有那么多的压抑。明儒关于心性的讨论多少是一种进步，明季士人重心性，讲性灵，像何心隐、李贽诸辈几乎摸到了新思想的起点，只是苦于未能迈过儒学内卷化的泥淖。有人认为正是当日知识者的分歧与争斗，导致帝国的崩溃，可是那种黑暗之国还有存在的理由吗？这又扯远了，看来也不能一味地率性而行，这一不小心就不知扯到什么地方去了。 非常幸运地得到师友们鼓励和嘉许，有吴亮兄热心为本书做序，更赖育海兄和胡晓明先生费心操持编辑出版事宜，这里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李庆西 二〇二〇年十月三十一日 | 13 | 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是惊世骇俗之作，八十年代末育海、老曹和我做“兔子译丛”，就有这一种，是大陆*早的译本之一。后来读他的小说集《菲雅尔塔的春天》，感觉更有味道。二十几个短篇，差不多都是寓居柏林的白俄侨民的故事。初看之下，那里边的芸芸众生很难被纳入喧嚣躁动的时代语境，纳博科夫有意避开意识形态话题，仅以哀怨的笔调叙说一个个灵魂孤岛，却不乏各种超越现实的奇思妙想。纳氏还有一部《文学讲稿》，据说是许多文青**之书。九十年代初三联首出中译本，译者申慧辉女士赠我一册，读后颇觉失望，我在《闲书闲话》中专门有一节批评这本书。 | 14 | 大一那年，从学校图书馆借到莫拉维亚小说集《罗马故事》，非常着迷于那些普通人的故事。因图书馆有借阅期限，为了将书一直留在手边，到期了我就不断续借，大概一两年后才归还。那是一个从俄文转译的本子，译者非琴，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二年出版。但从中文看，非琴的译笔很不错，后来再也没见过这个译本。九十年代末，已有上海译文新据意大利文翻译出版的《罗马故事》，见封面相当艳俗就没买。后来还是忍不住去买了一本，重新看了几篇，感觉与当初大相径庭。 | 15 | 在北大荒那些年正是中苏交恶，但苏联小说仍在知青中大量传阅，影响*大的是柯切托夫《州委书记》《叶尔绍夫兄弟》那几部长篇。后者尤为著名，系文青必读之书。柯切托夫对赫鲁晓夫时期相对宽松的自由化路线（我们称之修正主义）十分警惕，其作品无一例外贯穿党内斗争主题。但并非只是敷衍意识形态教条，书中描述的生活场景倒是有色彩也有情调，莫斯科来的阿尔连采夫也是风度迷人（这是个反面人物）。平心而论，在书荒年代算是一种可供消遣的读物。那时农场新来一位书记，颇有文化人范儿，我们私底下就称他阿尔连采夫。在网上看到，有人回顾当时的阅读体验，将柯切托夫的手法归结为“斗争哲学＋小资情调”，倒也贴切。一九七二年以后，又以“内部发行”方式出版了柯切托夫的《你到底要什么》《落角》，还有沙米亚京的《多雪的冬天》，亦一时洛阳纸贵。 | 16 | 知青年代，传说中的《基度山伯爵》（旧译《基度山恩仇记》）一书*为稀见，我离开农场之前一直无缘得手，据说整个农场找不出一本。但有人读过，是外场知青窜访带过来的，一周之内传阅十几人。从那以后就有几个会讲基度山故事的说书人在各分场游窜。那年我在农场干校当差，学员是来自各分场的基层干部，其中有三分场一个刚提拔副连长的上海知青，每天晚上在我们宿舍里开讲基度山。干校教职人员和学员中总共十几个知青，都聚在那屋里。那人嗓音富有磁性，用上海腔普通话绵绵不绝地道来，听着就像是外国小说应该有的那种声腔。伊夫堡黑暗的地牢，神秘而睿智的法利亚长老，邓蒂斯钻进裹尸袋……说到紧要处都没人喘气儿。晦暗的窗棂间透着老树阴影，窗缝里发出扑簌簌的声响，大伙儿屏息敛气，被讲述者的声音带入夜的诡异之境，让人置身某个遥远的空间。 | 17 | 我读大学时，汪曾祺的《受戒》《大淖记事》已享誉文坛。一九八五年，他的《晚饭花集》刚出版，我就买了一本。第二年夏天去北京组稿，有幸见到汪老，又获赠签名本。那是我*喜欢的小说集，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直到九十年代初还经常搁在案头复习。自己买的那本早翻烂了，如今书架上只剩了签名本。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与汪老又见过两回，有次私下谈论到他的作品，他问我喜欢的是哪几篇，我提到《星期天》《八千岁》。他好像感到意外。近年重读他的主要作品，又觉《异秉》更好。 | 18 | 汪曾祺的《晚翠文谈》是我和育海兄做责编的，书里的每篇文章都仔仔细细读过。那书里没有任何石破天惊之语，倒是一再强调中国传统和现实主义，而且生怕别人吧他跟西方现代派扯到一起。譬如有人质疑他为什么写“无主题小说”，他说自己的小说都是有主题的，只是主题不能让人一眼就看出来。他不谈任何有争议的话题，刻意躲避意识形态陷阱。其实，他大部分小说明显就是“去主题化”叙事。他写旧人旧事，完全没有政策思路，拒绝为理论做注脚，更不顾什么章法和套路，其中有些意思确实不是能让人一眼就看出。 | 19 | “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王力《汉语诗律学》用这两句杜诗解释律诗的倒装句式，让人一看就明白。但老T不明白的是，做诗为何要这么拧巴？老T做书商那阵子来过杭州，我在武林路一家小馆请他吃章鱼火锅。他说这年头做书也拧巴，不趸点书号周转不过来，席上口占一联：“火锅揽入小店客，章鱼嚼剩老汉须。” | 20 | 尼采有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历史对于人生的利弊》，批评当时的德国教育只看重知识而不注重人格培育，以致人人都“随身拖曳着一大堆不消化的知识石块”，尤其是对“历史的威力”的崇拜，大大损害了现代人的个性和生命力。尼采对历史的拒绝自然有其现实针对性，因为它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神话和神学，所以他不得不强调，“文化只能从生活里生长而开花，相反它在德国人这里像是插上了一朵纸花……”文化何以只是成为一种装饰物，这是一个大问题。二十年前读到这书，大有醍醐灌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