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自选集

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集》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 一 “词”这种文学体式，自唐、五代开始盛行以来，迄今盖已有一千数百年之久。在此漫长之期间内，虽然“江山代有才人出”，前人曾在创作方面为我们留下了无数多姿多彩而且风格各异的作品，但在如何评定词之意义与价值的词学方面，则自北宋以迄今日却似乎一直未能为之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虽然在零篇断简的笔记和词话中，也不乏精微深入的体会和见解，然而却因为缺乏逻辑性的理论依据，遂在词学的发展中为后人留下了无数困惑和争议。至其困惑之由来，则主要乃是由于早期词作之内容既多以叙写美女与爱情为主，而此种伤春怨别的男女之情，则显然不合于传统诗文的言志与载道之标准，在此种情况下，自然使得一般习惯于言志与载道之批评标准的士大夫们，对于如何衡量这种艳科小词，以及是否应写作此类艳科小词，都产生了不少困惑。即如魏泰在其《东轩笔录》中，即曾载云：“王安国性亮直，嫉恶太甚。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闲日因阅读晏元献公（晏殊）小词，而笑曰： ‘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 平甫（王安国字） 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 时吕惠卿为馆职，亦在坐，遽曰： ‘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平甫正色曰： ‘放郑声，不若远佞人也。’ 吕大以为议己，自是尤与平甫相失也。” 从这段记载来看，小词之被目为淫靡之“郑声”，且引起困惑与争议之情况，固已可概见一斑。于是在此种困惑中，遂又形成了为写作此种小词而辩护的几种不同的方式，即如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 前集》即曾载云：“晏叔原（几道）见蒲传正云： ‘先公（晏殊）平日，小词虽多，未尝作妇人语也。’传正云： ‘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岂非妇人语乎？’晏曰：‘公谓“年少”为何语？’ 传正曰： ‘岂不谓其所欢乎？’晏曰： ‘因公之言，遂晓乐天诗两句云，欲留年少待富贵，富贵不来年少去。’ 传正笑而悟。” 这是将词中语句加以比附，而推衍为他义的一种辩护方式；又如张舜民在其《画墁录》中，曾载云：“柳三变既以词忤仁庙，吏部不敢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殊）曰：‘贤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 柳遂退。” 这是将词句分别为雅正与淫靡二种不同之风格，而以雅正自许的一种辩护方式。再如释惠洪在其《冷斋夜话》中，曾载云：“法云秀关西铁面严冷，能以理折人。鲁直（黄庭坚）名重天下，诗词一出，人争传之。师尝谓鲁直曰：‘诗多作无害，艳歌小词可罢之。’鲁直笑曰：‘空中语耳。非杀非偷，终不至坐此堕恶道。’” 这是以词中语句为“空中语” 而强为自解的一种辩护方式。这几段话，从表面看来原不过是宋人笔记中所记叙的一些琐事见闻而已，而且其辩解既全无理论可言，除了显示出在困惑中的一种强词夺理的辩说以外，根本不足以称之为什么“词学”，但毫无疑问的，中国的词学却也正是从这种困惑与争议中发展出来的。即以我们在前面所引用的这几则笔记而言，其中就也已然显露出了后世词学所可能发展之趋向的一些重要端倪。 我们先从前面所举引的《苕溪渔隐丛话》中的一则记叙来看，蒲传正所提出的“绿杨芳草长亭路，年少抛人容易去”二句词中的“年少”两字，就其上下文来看，其所指自应是在“长亭路” 送别之地，“抛人”而“去”的“年少”的情郎，这种意思本是明白可见的；可是晏几道却引用了白居易之“富贵不来年少去”二句诗中的“年少”，从文字表面上的相同，而把“年少”情郎之“年少”，比附为“年少”光阴之“年少”，其为牵强附会之说，自不待言。至于晏几道之所以要用这种比附的说法来为他父亲晏殊所写的小词作辩护，主要当然乃是由于如我们在前面举引《东轩笔录》时所提出的当时土大夫之观念，认为做宰相之晏殊不该写作这一类淫靡之“郑声”的缘故。而谁知这种强辩之言，却竟然为后世之词学家之欲以比兴寄托说词者，开启了一条极为方便的途径。清代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可以说就是以此种方式说词的一个集大成的人物。而此种说词方式一方面虽不免有牵强比附之弊，可是另一方面却有时也果然可以探触到小词中某种幽微深隐的意蕴，因此如何判断此种说词方式之利弊，自然就成了词学中之一项重大的问题。其次，我们再看前面所举引的《画墁录》中的一则记叙。关于晏殊与柳永词的“雅”“俗”之别，前人可以说是早有定论，即如王灼在其《碧鸡漫志》中，即曾称美晏词，谓其“风流蕴藉，一时莫及，而温润秀洁亦无其比”。又曾批评柳词，谓其“浅近卑俗，自成一体，……予尝以比都下富儿，虽脱村野，而声态可憎”。可见词是确有雅俗之别的，于是南宋的词学家张炎遂倡言“清空骚雅”，提出了重视“雅词”的说法。而一意以“雅”为标榜的词论，至清代浙派词人之末流，乃又不免往往流入于浮薄空疏，于是晚清之王国维乃又提出了“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 之说。因此，如何判断和衡量词之雅郑优劣，自然也就成了词学中之一项重大问题。*后，我们再看前面所举引的《冷斋夜话》中的一则记叙，黄山谷所提出的“空中语”之说，虽然只是为了替自己写作小词所作的强辩之言，但这种说法确实在一方面既显示了早期的小词之所以不同于“言志”之诗的一种特殊性质，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早期的士大夫们当其写作小词时，在摆脱了“言志”之用心以后的一种轻松解放的感情心态。不过，词在演进中并不能长久停留在早期的小词的阶段，因此我在１９８７年所写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以下简称《传统词学》）一篇长文中，遂曾尝试把词之演进分为“歌辞之词” “诗化之词”与“赋化之词”三个不同的阶段。早期的小词，原是文士们为当日所流行的乐曲而填写的供歌唱的歌辞，这一类“歌辞之词”作者在写作时既本无“言志”之用心，因此黄山谷乃称之为“空中语”，这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 如我在《传统词学》一文中所言， 这类本无“言志”之用心的作品，有时却反而因作者的轻松解放的写作心态，而于无意中流露了作者潜意识中的某种深微幽隐的心灵之本质，而因此也就形成了小词中之佳作的一种要眇深微的特美。其后这类“歌辞之词”既逐渐“诗化”和“赋化”，作者遂不仅在作词时有了抒情言志的用心，而且还逐渐有了安排和勾勒的反思，那么在这种演进之中，后期的“诗化”与“赋化”之词，是否仍应保持早期“歌辞之词” 的特美，以及对“空中语”所形成的词之特质与特美，究竟应该怎样加以理解和衡量？这些当然也都是词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透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已可清楚地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早期的词学原是由于当时士大夫们对此种文体之困惑而在强词辩解之说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现象之形成，私意以为主要由于早期之小词乃大多属于艳歌之性质，而中国的士大夫们则长久被拘束于伦理道德的限制之中，因此遂一直无人敢于正式面对小词中所叙写的美女与爱情之内容，对其意义与价值作出正面的肯定性的探讨，这实在应该是使得中国之词学，从一开始就在困惑与争议中陷入了扭曲的强辩之说中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迦陵随笔 五、要眇宜修之美与在神不在貌 在前一则随笔中，我曾经对王国维之“境界”说，就其作为评词标准之特殊含意作了简单的讨论。以为王氏所提出之“境界”，乃是特指在小词中所呈现的一种富于兴发感动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而并非泛指一般以“言志”为主的诗中之“意境”或“情景”之意。我之所以对王氏评词之“境界”一词敢于提出此种理解，主要是小词中既果然具有此一种不同于诗的“境界”，而且王国维又正是对此种“境界”有独到之体会的一位评词人的缘故。关于王氏对小词的这种体会，我们在其《人间词话》的评词个例中不仅可找到不少证明，而且更可以提出两则词话来作为理论上的依据。一则是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另一则是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要想明白这两则词话的意旨，我们首先应对所谓“要眇宜修”之美略加阐述。“要眇宜修”四个字原出于《楚辞· 九歌》中的《湘君》一篇，原文是“美要眇兮宜修”，王逸注云“要眇，好貌”，又云“修，饰也”。洪兴祖补注云： “此言娥皇容德之美”。关于《湘君》一篇所咏之是否即指娥皇，历代说者之意见多有不同，此一争议可搁置不论；总之，此句所描述者自当为湘水之神灵的一种美好的资质。此外《楚辞》之《远游》一篇，也曾有“神要眇以淫放”之句，洪兴祖补注云：“要眇，精微貌。”可见所谓“要眇宜修” 者，盖当指一种精微细致富于女性修饰之美的特质。至于词之为体何以特别富于“要眇宜修”之美，则可以分别为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看。先就形式言之，则诗多为五言或七言的整齐之形式，词则多为长短句不整齐之形式，此固为人所共知之差别，而词之这种参差错落之音韵及节奏，当然是促成其“要眇宜修”之美的一项重要因素。再就其叙写之内容言之，在以前的“随笔”中，已曾引过《花间集·序》说当时那些诗客写的曲子词，只不过是为了交付给一些“绣幌佳人”“拍按香檀”去歌唱的美丽的歌辞而已。因此乃形成了早期小词之专以叙写闺阁儿女伤春怨别之情为主的一种特质，这自然是促成了词的“要眇宜修” 之美的另一项重要因素。而作者在写作时却又不必具有严肃的“言志”之用心，于是遂在此种小词之写作中，于无意间反而流露了作者内心所潜蕴的一种幽隐深微的本质。因此如果将词与诗相比较，则诗之写作既有显意识之“言志”的传统，而且五、七言长古诸诗体，又在声律及篇幅方面有极大之自由，可以言情，可以叙事，可以说理，其内容之广阔，自非词之所有；但词所传达的一种幽隐深微之心灵的本质及其要眇宜修之特点，其足引起读者之感发与联想之处，却也并非诗之所能有。所以王国维才在前一则词话中，既提出了“词之为体，要眇宜修” 的对词之特点的描述，又提出了“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之说，表现了对词所特具的感发作用的体认。所谓“言长”就正指其可以引起言外无穷之感发的一种词所特有的性质。所以王国维在词例之评赏中，才会对南唐李煜及北宋晏、欧诸家的小词，引发了“美人迟暮” 及“成大事业与大学问”之“三种境界”之联想。而当小词可以产生这种感发作用时，读者之所得自然便已不再是作品中表面所写的“菡萏香销”的景物，或“独上高楼”之情事，但其感发却又正由于作品中所叙写的景物或情事而引起。而王国维所提出的“境界”一词，私意以为就正指词中所呈现的这一种富于感发之作用的作品中之世界。因此王国维在另外一则词话中，就又曾经提出来说“词之雅郑，在神不在貌”，又说“永叔、少游虽作艳语，终有品格。方之美成，便有淑女与倡伎之别”。那便因为王氏以为欧、秦二家词，自外貌上观之，其所写虽也是闺阁女儿相思离别之情，但就其作品中所呈现之富于感发之“境界”言之，则更可以引起人精神上一种高远之联想的缘故。而且这种“在神不在貌”的评说态度，与西方诠释学的某些说法，似乎也有暗合之处。下面我们就将对这一点略加简单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