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丰银行与近代中国

汇丰银行与战时中国货币稳定 宋佩玉（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近代在华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汇丰银行于金融危机时刻提供流动性，弥补官方金融监管效力的不足，承担“银行的银行”之职责，从而尽可能地化解金融风险。但随着英国在华政治权力的下降，其影响力随之减弱。自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之后，国民政府实行外汇汇兑本位，法币自身稳定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汇率稳定与否。而要保证法币汇率稳定，需要具有强大的外汇储备，在自有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国际援助必不可少。在抗战全面爆发*初的几年中，只有英国，通过汇丰等银行运作平准基金，维持中国货币稳定。战时英国以及相应机构对于中国法币稳定的参与，直接影响财经、政局等重要领域，多年来已有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拟以汇丰银行为个案，就其与中国货币稳定之间的关系做一动态探究，藉以揭示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围绕中国货币问题的中英外交关系和企业与政府关系的复杂性。战时中国货币平准基金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中英平准基金的专题性论文有吴景平： 《英国与中国的货币平准基金》，《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吴景平： 《蒋介石与战时平准基金》，《民国档案》2013年第1期；宋佩玉： 《陈光甫与中英美平准基金》，《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4月。学术著作有宋佩玉著： 《抗战前期上海外汇市场研究(1937.7—1941.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一、 汇丰银行对法币的暗中维持 法币政策实施之后，对货币政策成功与否的检验方法是国民政府是否具有保持公开市场汇率接近官方汇率的能力。1935年年底、1936年5月，金融市场有零星投机，12月，西安事变造成政治动荡，国民政府都通过冷静的、精心策划的市场运作实现了汇率稳定。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金融市场在资本逃避的冲击下，形势异常严峻。如果外商银行继续供给投机与逃避的外汇购买，或者继续接受民众的新存款，金融市场就不可能达到安定局面。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在安定华资银钱业的基础上，谋求外商银行的合作。8月15日，财政部授意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拟定三项办法，致函外商银行公会希其遵行，即(1)拒绝新开本国存户及中国老存户增加存款；(2)所有银行客户外汇应予限止，中国存户外汇更应注意；(3)所有投机性质外汇概予拒绝。“财政部致外商银行公会函”，1937年8月15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 S173196。外商银行公会集会予以协商，8月17日，“认为可以遵办以资互助”“外商银行公会复函”，1937年8月17日，上海市档案馆馆藏上海银行公会档案，档号： S173196。。 面对日益严重的投机与逃资，在自身外汇储备不足的情况下，国民政府与英国、美国多次秘密谈判。美国通过从中国购买白银的方式，向中方提供美元外汇。而在英方看来，中国货币稳定是其铁路投资或任何其他投资，以及成功促进英国贸易利益的必要前提。作为货币贷款的条件，英方希望能够确保中央银行改革在英国银行顾问帮助下迅速进行，英国海关总税务司职位能够得以维持，并恢复招聘外籍人员。“Suggested Currency Loan to China”, 2nd June, 1937, FO 371/20946/F3292/4/1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Kew, p.17.早在1937年7月30日、8月3日，时在英国访问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同汇丰银行代表协商借款事宜。双方议定，汇丰银行在伦敦为中国政府发行2000万英镑债票，贷款所得款项用于维持中国法币汇率和整理中国国内债券；英方向中国中央银行派出一名顾问；中方以关余作为偿付本息的担保，在贷款期限内，海关管理制度维持不变。“Proposed Chinese Refunding Loan Issue”, 30th July, 1937, FO 371/20946/F4767/4/10, pp.208—209.汇丰银行对于债票发行尚有诸多前提条件，比如，得英方财政部之许可，关税担保是否充足，四国银团障碍尚须消除，伦敦市场容纳中国债券之能力等。“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37年8月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中正“总统”文物/特交文电，档号： 00209010300012157。双方未及订立正式协定，中日战事即全面爆发，由此，汇丰银行对维持中国法币汇率产生了犹豫。1938年1月5日，英国财政部次长李滋罗斯(Fredrick W. LeithRoss)明确告诉国民政府驻英大使郭泰祺，英方无法履行原汇丰银行对华2000万英镑草约，除非英国政府出面担保，汇丰银行方面不会提供贷款。秦孝仪主编：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二)，(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95页。 1938年3月，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在北平成立，该行发行不兑现纸币，套换法币，调取外汇，上海刮起严重购汇风潮，每日向中央银行购汇数额，由以往的5万余英镑猛增至50万英镑，对国民政府维持法币汇率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3月11日，国民政府颁布《外汇请核办法》，规定中外银行因正当用途需用外汇，得向中央银行申请，经核准后按官价售给，以此防范敌伪套取外汇。Arthur N. Young, Chinas Wartime Finance and Inflation, 1937—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5, p.199.根据上项办法，上海所有商业性外汇审核及供应，均须由当时在汉口的中央银行总行或在香港的通讯处办理。 在官价外汇审核的*初几个星期，国民政府为谋求外商银行的合作，尤其是对执外汇交易牛耳的汇丰银行，予以尽力供给。但是在**周申请额公布之后，汇丰银行就认为如果继续执行国民政府官方汇率，那么以中央银行所核准的申请，数额不足以应付一般合法需要。该行总经理格雷朋(V. M. Grayburn)通知中央银行席德懋，表示不能再在维持汇率方面予以合作，并将自行挂牌经营外汇业务，但许诺在未来以其他方式提供帮助。Frank H. H.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16.3月22日，外商银行“将去年夏天与中央银行所订之绅士协定，暂时予以取消”，“对于中国法币价值，暂时不再予以维持”。《外商银行取消绅士协定》，《银行周报》第22卷第13期，1938年4月5日。 自外汇施行统制后，必需品输入所需外汇，由中央银行按照法定价格供给，对土货输出所得外汇，依法向中国、交通两行结售，而奢侈品、消耗品的输入，则不予供给法定外汇，于是经营奢侈品、消耗品的商人，因无法申请官价外汇，乃转向外商银行购买，而一般进口商和投机商的购汇要求亦难以得到中央银行核准，乃纷纷向市场求购，外商银行遂以汇丰银行挂牌为标准，自行开价买卖外汇，由此上海租界的外汇黑市得以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