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权力 论卑贱

　　这个诗学的净化，这个哲学的小妹妹，两千多年来一直在与哲学相对抗，互不相容，如今她使我们远离纯洁，远离长期以来主宰现代代码的康德式道德。该道德更忠实于某种禁欲的柏拉图主义。众所周知，康德通过“格言的普及”，在《道德的形而上学之基本原则》或《论美德的理论》中，主张一种“伦理学体操”，通过觉悟使我们成为主宰肮脏的主人，并且通过这种觉悟成为自由的人，快乐的人。　　而黑格尔则相反，他更坚持怀疑论立场，从某方面说更是亚里士多德派立场。黑格尔摒弃主张消除肮脏的“强词夺理”，他认为肮脏是带根本性的东西。也许是想与希腊城堡遥相呼应，他所看到的伦理学就是行为的伦理学。然而面对那些美丽的灵魂，面对那些在空洞形式的构建中寻找纯洁的美学灵魂，黑格尔显然并没采纳亚里士多德的模仿式和狂欢式净化。正是在历史的行为中，耶那的主人看着基本的不洁在消耗；这个不洁实际上就是性的不洁，其历史的终结便是婚姻。但是——也就在这里，先验唯心主义忧郁地结束——于是欲望（Lust）经过这种规范化逃避卑贱的动物性（Begierde），陷入了忧愁与无声的平庸之中。这是怎么回事？黑格尔并不把肮脏指责为理想式觉悟的一种外化；他说得更为深刻——也更为隐讳——他认为肮脏能够也应该在社会历史的行为中自我消除。如果说黑格尔在这一点上与康德有分歧，但在谴责（性欲的）不洁上倒是英雄所见略同。他赞同康德将觉悟远离肮脏的努力。但从辩证的角度来说，正是这种肮脏构成了人们的觉悟。肮脏在走向思想的路途中被逐渐吸收，除了变成觉悟的负面，即交际与言语的缺乏之外，它还能变成什么呢？换句话说，肮脏在婚姻中消解，变成……忧郁。在这一点上，它倒是没有过分远离自身的逻辑，即成为话语的一道边界：一种沉默。①　　显然，分析家在沉默的深渊中与忧郁的幽灵擦肩而过，这种忧郁正是黑格尔在性欲标准化中所看到的。这种忧郁对他来说尤其明显，因为他的伦理学非常严谨，他的伦理学，在西方都这样，建立在先验唯心主义残余之上。当然，我们也可以提出下列观点，即弗洛伊德的立场是二元的、具有溶解力的，能使这些基础偏离中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使分析的忧郁性沉默飘飞在奇怪与外来的话语之上，这种话语实际上通过模仿恐怖、热情或狂欢的方式来打碎语言交际（由被理解的一种知识和真理组成），它与语言比较疏远，而与韵律和歌曲更加亲近。在阉割的分析过程中存在着模仿因素（据说是判明身份的）。另外，分析家的解释言语（而且不仅仅是它的文学和理论双语现象）还须感受到这一点才能成为分析性言语。针对过度忧郁中自我认识的纯洁，只有分析性陈述的“诗学”偏离能证明卑贱的邻近，证明与卑贱共处，证明卑贱的“知识”。　　总而言之，我想到了身份辨别，它完全是分析家面对分析主体的模仿（转移和反转移）。这种身份辨别能够使分析主体与那个破碎的东西连到一起，正是它使分析主体难受，心似荒漠。它能够使人后退，一直退到话语的断裂中，退到让人听到的情感中；它能够给言语裂缝加上节奏，把碎裂的言语连接（这是否就是“提高觉悟”？）起来，而言语本身却因背离了它的卑贱意义而感到忧郁。倘若有某种分析的享受存在，那它就在这里，在这个完全诗学的模仿之中，它穿过言语的建筑学，从一般病理学形象走向逻辑和幻想的联结。用不着将语言生物化，只需通过表述将分析言语从身份辨别中分离出来，若取该词的较强的意思，分析言语是一种“自我体现”的言语。只有在这个条件下，言语才带有“净化的”性质：让我们这样理解它，分析言语对分析者也好，对分析主体也好，并不等同于一种净化，而是一种辅佐卑贱或反抗卑贱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