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健康心理学:工作、压力和健康

本章的结构松散，沿着书中章节的顺序进行了广泛的补充。对未来的研究方法(第二章)的讨论将会贯穿整个章节。**个主题，从**章中OHP的历史出发，探讨关于OHP的未来研究取向，我会在本节中提到这个主题。在剩下的章节，我将会介绍一个未来需要研究的主要主题和一个或者多个补充主题。例如，在生理健康一节中，主要主题是研究如何从工作日中恢复，补充主题包括脑血管疾病发展的研究、对值得深入研究的特定样本的靶向研究。其他章节(例如, 第七章, 特定职业)的结构略有不同，但仍然强调了未来所要研究的重要主题。 **章强调了OHP的历史发展轨迹，了解OHP的历史怎样帮助我们在未来取得进步？其历史进程又是怎样的呢？OHP学科历史进程中出现的一系列OHP相关组织将会给我们答案，如欧洲职业健康心理学学会(European Academy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EAOHP)、职业健康心理学会(Society for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SOHP)和国际职业健康委员会—工业组织和社会心理因素科学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Occupational Healths Scientific Committee on Work Organisation and Psychosocial Factors, ICOHWOPS)。许多OHP的研究者和实践者都是这些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通过会议、讨论小组、时事通讯、杂志期刊等方式促进了其成员之间的沟通。 本书的读者可以注册并参加这些组织举办的大型会议。与会人员介绍了OHP研究与实践的*新进展。EAOHP每两年举办一次系列会议；另外一系列两年一次的会议由美国心理学会(APA)与美国国家职业安全卫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NIOSH)以及SOHP联合举办。而EAOHP、APA、NIOSH和SOHP联合举办的会议隔年举行一次，这样你就可以在2年内参加任一个会议；ICOHWOPS的会议周期有所不同且更长。这些会议都非常值得参加。参加会议，将不仅使本书的读者了解OHP研究和实践的*新发展状况，而且还给读者提供与OHP研究者和从业人员见面和互动的机会(这一想法将在本章的后面进行介绍)。也许有些读者自己也将会成为研究者和从业人员，并为这些会议做出贡献。对OHP感兴趣的读者应该考虑加入这三个与OHP相关的组织之一，这将有助于支持该机构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OHP的持续研究。 EAOHP和SOHP都和非常重要的、与OHP领域相关的期刊有关。EAOHP出版了《工作与压力》(Work & Stress)；尽管APA是《职业健康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JOHP)的出版方，但SOHP在JOHP中起着重要的编辑作用。SOHP在2017年发行一本新的杂志——《职业健康科学》(Occupational Health Science)。为了了解这一领域的*新发展状况，你应该考虑订阅一种或多种期刊，或者至少通过诸如PsycINFO和PubMed等数据库随时浏览这些杂志的内容。 心理健康 我们知道，许多工作场所压力源，如过度的心理要求、付出回报失衡、缺乏自主权、组织不公平等都会导致抑郁、心理困扰、倦怠等状况(见第三章)。值得注意的是，工作要求—资源模型(JDR； Bakker & Demerouti， 2014； Demerouti, Bakker, Nachreiner， & Schaufeli， 2001)将在未来OHP研究领域中占据一席之地，尤其在社会心理工作条件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方面。该模型作用之重要，在于其有可能将一系列因素整合起来，包括心理、体力和组织要求；工作控制；信息、情感和物质支持；付出—回报失衡；组织不公平；工作不安全感等。这些概念相关的问题必须得到解决，包括像缺乏自主权这样的因素是否代表拥有资源太少？或是否存在长期压力源？抑或是两者都有？可以预见，概念相关的困难得到解决以后，JDR模型必将有一个光明的研究前景。 无论研究是涉及JDR模型还是要求—控制—支持模型(DCS)，大多数工作压力研究都依赖于一般的工作条件测量。然而，我们应该要更精确地评估工作(或情境)的具体情况。贝尔(Beehr, 1995)强调开发具体工作测量方法的重要性，并就为什么采取具体工作方法提出了两个原因：首先，这种方法可以发现在此之前一直被忽视的压力源； 其次，一般压力源在不同的组织中可能有非常特殊的形式。贝尔指出，研究采用针对每个特定工作而量身定制的压力测量方法，虽然可能会使其变得繁琐，但此类研究的结果可能会更准确地反映出这些工作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未来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采用计算机调研的研究工作，可能会将一般和具体工作问题结合起来，这样就不会给参与研究的员工带来太多额外的负担。 金钱 音乐剧词人弗雷德艾博(Fred Ebb)写道：“有钱能使鬼推磨。”如果你经济拮据，情况就有所不同了。经济压力是OHP中尚未被充分研究的一个主题(Sinclair & Cheung， 2016)。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地位(SES)与健康呈负相关。第三章和第四章研究了失业和工作不安全感的不利影响。然而，财务或经济压力则会影响到那些有工作的人，甚至那些有稳定工作的人。经济富裕可以买到有利于健康的资源(如，高档小区的房子)。第三章指出工作条件与社会经济地位有关。例如，为员工提供更大自主权的工作，其平均工资更高。辛克莱和张(Sinclair & Cheung， 2016)指出，弄清(不混淆)工作条件和收入（以及收入购买到的系列资源）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因素与健康结果变量之间的联系，将有助于更好地说明工作条件和收入差异对健康的影响。 个性和社会性因素 未来，OHP可能会在更好地将心理健康状况和工作条件与个体差异评估相结合的研究上取得进展。研究也强调了这一需要。如人们普遍认为非常困难的工作条件(如一个老师每天面对无礼和挑衅的学生)会产生倦怠。然而，倦怠并不仅仅是由工作条件引起的。人格维度中的神经质因素、非典型抑郁症的症状 尽管名字叫非典型抑郁症，但这种抑郁症并不少见。区别于其特征，忧郁型抑郁症包括上述过度敏感性、情绪反应(沮丧的情绪会随着愉快的生活事件而变化)以及行动迟缓。(例如对社会反应的过度敏感性)、以及情绪障碍和焦虑障碍的病史都与倦怠有关(Bianchi， Schonfeld， & Laurent， 2015； Ronen & Baldwin， 2010； Rssler， Hengartner， AjdacicGross， & Angst， 2015)。因此，像职业倦怠这样的状况，可能是外部条件、个人性格和成长史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观点也适用于其他心理健康结果变量的研究(例如抑郁、焦虑、酒精使用问题)。 工作之外的社会资源，如朋友和亲属的社会支持(Schonfeld， 2011)，以及人格特质的个体差异，如责任感、神经质(Lee， Sudom, & Zamorski， 2013)，都可能影响心理韧性或易感性，连同工作压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心理健康相关的结果变量。321例如，横向研究表明一个具有主动性人格的人，即倾向于认为自己有能力且不受情境限制，往往会减少家庭对工作(而不是工作对家庭)压力源的影响(Cunningham & De La Rosa， 2008)。 坎宁安（Cunningham）与德拉罗萨（De La Rosa）的研究结果和珀林与斯古勒（Pearlin & Schooler, 1978)的想法一致，与配偶的角色相比，工作角色不太适合于成功的应对(假定主动的个体更可能从事积极应对)，因为工作角色需要更客观的组织(见第三章)。 工作重塑 第三章研究了职业应对对心理健康的影响，研究结果充其量是模棱两可的。基于沙因(Schein， 1971)的角色创新概念 角色创新包括角色持有者拒绝角色规范和改变角色实践。沙因（Schein）认为角色创新是比较罕见的，而且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自由职业(如医学、法律)。相比之下，工作重塑可能适用于广泛的职业领域。，“工作重塑”与应对相关，但却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工作重塑比应对有更广阔的研究前景。工作重塑指“个体在工作或者人际关系中，做出的生理或认知方面的改变”(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p.179)。 工作重塑的吸引力在于它与心理学中的一个基本思想相联系。生物学家和发展心理学之父，让??皮亚杰(Jean Piaget，1947/1976)，将适应视为智力的基础。他认为适应包含了顺应和同化的双重特征。顺应是指一个有机体（这里指人类）为适应环境必须进行改变。工作场所中的员工必须遵守规章制度和程序、按时报告、服从主管的指示等等。另一方面，同化关注人如何改变环境以及他或她如何认识环境。工作中发生的许多事情反映了顺应原理；然而，工作重塑反映了适应的同化方面。 许多对于工作重塑的研究涉及它与任务绩效和工作投入的关系，这本身是重要的课题，但很大程度上不属于本书的主题。然而，目前也已经有关于工作重塑和倦怠的研究。在一项涉及不同职业荷兰员工的日记研究中，德梅鲁迪、巴克和哈尔贝斯勒本(Demerouti， Bakker， & Halbesleben， 2015)发现，至少在横向研究中，寻求挑战的工作重塑与倦怠的减少有关(滞后效应不显著)。佩特鲁、德梅鲁迪和萧费利(Petrou， Demerouti， & Schaufeli， 2015)在一项对正在经历组织变革的荷兰警官的纵向研究中有了相反的发现，即减少要求的工作重塑行为预测了一年后更多的职业倦怠。此外，基线水平的职业倦怠预测后期要求的减少，而相比之下，寻求挑战的工作重塑行为则预测工作倦怠的减少。像后一种结果这样的发现昭示了关于工作重塑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然而，工作重塑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组织为员工提供多大的决策自由度，以及员工之前存在的心理健康和人格因素。我们需要做更多有关工作重塑对员工幸福感的影响的研究，同时整合员工决策自由度和先前存在的心理变量的作用。 身体健康 近年来，人们对从工作日的压力源中恢复的研究越来越感兴趣，并且这种兴趣日益见长。康皮尔、塔里斯和范??韦德霍芬(Kompier， Taris， & van Veldhoven， 2012)指出，目前关于“日常工作压力对睡眠质量和疲劳的影响”(p.239)的研究相对较少。但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睡眠问题与工作表现差、致死性心肌梗塞、因病缺勤、抑郁以及倦怠有关(Akerstedt， Nilsson, & Kecklund， 2009)。失眠和嗜睡也与不安全行为和非致命的工作场所事故有关(DeArmond & Chen， 2009； Kao， Spitzmueller， Cigularov, & Wu， 2016)。 有证据表明，与工作有关的压力源，比如高工作负荷和高工作压力，会溢出到家庭生活。压力源的持续影响不但阻碍了人们下班后与工作心理脱离，扰乱了人们从工作日恢复过来，还导致人们第二天工作困难(Sonnentag & Fritz， 2015)。例如，与处在较低水平工作压力下的教师相比，处在高水平工作压力下的教师更可能不断进行工作反刍，尤其是在快要睡觉时，而且睡眠质量也更差(Cropley， Dijk, & Stanley， 2006)。对各行业工作人员的研究取得了相似的发现(Kompier等， 2012)。关于休假的好处的研究表明，当人们回到有压力的工作岗位后，其减少倦怠症状的能力也会很快消失(Westman & Eden， 1997)。 工作日暴露于压力源，会增加员工下班后的唤醒风险(Sonnentag & Fritz， 2015)。尽管第四章研究了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与唤醒的联系，但也有证据表明，工作压力源的暴露与自主神经系统的另一部分——副交感神经系统 当一个人在休息时，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激活非常重要。的活动减少有关(Clays等， 2011)。副交感神经活动的减少，使得从一天的紧张工作中休息和恢复过来变得困难。下班后的恢复，以及通过休息进行恢复，将会是未来富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CVD的中介路径 第四章着重介绍了不利的社会心理工作条件与心血管疾病(CVD)的关系，尽管这些工作条件并不是CVD的唯一病因。CVD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会发作。然而，研究人员可以检验从工作条件到CVD路径上的中介变量，例如血压或胆固醇的小幅升高。旨在提升员工心理健康的干预措施可以添加上员工们关于上述生物学指标的评估。向员工提供更大决策自由度的干预措施能够有益于其心理健康，同时也有可能降低其几毫升汞的血压，这种想法并不牵强。 OHP对于社会心理工作条件与中介变量(如，血压相对小幅提升)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并不否认对诸如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等生理健康结果进行研究的必要性。大样本、长期、多波纵向研究可以帮助研究人员更充分地研究中介变量和更长期结果变量。 然而，就研究方法来说(第二章)，横断研究仍然是连接工作压力源和结果变量常用的方法。但横断研究323并不会有助于增加我们对社会心理工作条件如何导致上述中介变量的理解，这些条件是导致心脏病发作等结果变量的链条上的一个环节。然而，研究者对纵向研究的热情已经增长。目前已经有许多包括两次数据收集的纵向研究。纵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将是开展包括三波或更多波数据收集的研究(Kelloway & Francis, 2013; Ployhart & Vandenberg, 2010)。至少有三个原因可以解释为什么未来的OHP研究应该包括多波数据收集。首先，两波研究仅限于显示线性研究。相反，多波研究可以确定变化是线性的还是非线性的。与两波研究相比，多波研究对与健康相关的因变量的增长率或变化的估计的可靠性更大(Willett, 1989)。第三，当多波研究结合分层线性模型时(HLM; 又名多层次建模)，研究人员有机会去探索员工个人的变化(Raudenbush & Bryk, 2002)。研究人员可以详细研究在面对特定工作压力源的员工中，血压、抑郁症或其他与健康相关的因变量的变化轨迹，并应用HLM评估特定变化轨迹的影响因素。因此，在未来的OHP研究中，多波纵向研究具有广阔的前景。 多波研究或两波研究存在一个棘手的问题：在一组面对可识别的工作条件的员工中，确定压力源对结果产生影响的因果时滞的“真正”长度(Taris & Kompier, 2014)。然而，在确定波间时滞长度的方法上面正在取得进展，这种长度是评估特定压力源对健康结果的“*大影响”的*佳方法(Dormann & Griffin, 2015)，从而进一步完善纵向OHP研究设计。古瑟(Guthier, 2016)运用多尔曼和格里芬(Dormann & Griffin, 2015)的方法对工作要求对倦怠的影响进行多元分析。这样的研究同样可以扩展到诸如血压等生物学结果中。 中风 中风，也称为“脑血管意外”，是指脑区的细胞死亡。细胞死亡是由缺氧造成的，是血液流动不良的后果。血流量的减少可能由失血（出血）或缺血(动脉粥样硬化或血块阻塞供应脑部区域血液的血管的结果)等状况导致的。这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因素，考虑到第四章的主题是心血管病，这是一种经常被提及的与中风相关的疾病，因此，考查中风相关的研究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对工作场所社会心理压力源与中风之间关系的研究却很少。一项包括六个符合质量标准的前瞻性研究(n>130000)(六个研究中的五个研究排除了基线期有CVD的个体)的元分析(Huang等人,2015)结果表明，在追踪期间(未加权的平均追踪年数为10.5年)，高工作压力的人比积极工作的人(高工作负荷、高控制)患中风的校正后的风险高22%。两项大型纵向研究(Toivanen， 2008； Virtanen & Notkola， 2002)发现，低水平的工作控制可以预测中风。加洛等人(Gallo等， 2006)发现，在职业生涯晚期，员工发生非自愿失业会增加随后的中风风险。预计未来我们将看到更多关于社会心理工作场所因素与中风关系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