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与美国儿童福利改善

　　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进步主义时代美国儿童福利改善的儿童福利者大部分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中上阶层白人。他们大多数是清教徒，接受过大学或更高层次的教育。他们虽然积极改善美国大城市中的儿童福利状况，但自身往往居住于小城镇或农村。①他们是一个极其多元的群体，包括精英慈善家、福音派新教徒、仁慈的中产阶级妇女、城市传教士、刑罚学家、业余或专业的慈善工作者、青年工作者、律师、医生、教育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等。他们有着不同的动机，关心不同的议题，其身后有着不同专业团体的支持，他们发起的一系列改善举措也主要是针对贫穷白人而言的。②　　在“拯救儿童”这一共同目标和口号的引领下，这些来自不同行业和专业领域的改革者聚集在一起，组成了一个自我意识很强的革新者群体。他们带着将工薪阶层儿童从贫困和受虐待中解救出来的人道主义冲动、从罪恶中解救出来的宗教冲动，试图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儿童摆脱贫困、无知、残疾和犯罪的危险。在“儿童是救世主”观念的引领下，这些改革者认为，犯罪、贫穷和阶级分化可以通过拯救工薪阶层儿童来解决，拯救他们就是拯救社会和国家，这是一种混合了希望和恐惧的乌托邦式的信念，“拯救儿童”成为儿童福利者一以贯之的行动纲领。　　在拯救儿童的过程中，部分儿童福利者已经开始意识到“儿童保护”与“儿童权利”之间的区别。例如畅销书《桑尼布鲁克农场的丽贝卡》（Rebecca of Sunnybrook Farm）的作者凯特·威金（Kate Douglas Wiggin）曾发表了一篇题为《儿童的权利》（“Children's Rights”）的文章，她认为儿童保护是指“儿童有权得到特别保护，免受极端形式的虐待和忽视”；而儿童权利是指儿童拥有“独立的法律身份，与父母分享一定程度的自主权，享有自由、宁静、健康、丰衣足食的童年，不必承受沉重的劳动负担”。在回答“儿童属于谁”这个问题的时候，威金明确地指出，儿童不属于任何人，“父母只是神指派的监护人”。①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福利者虽然以救助儿童，尤其以救助工薪阶层儿童为工作重心，但他们对于穷人，尤其是新移民的态度始终是同情和轻蔑并存。②许多“儿童拯救者”都有家长式作风、阶级和种族偏见、仇外心理和性别双重标准，他们常常以中产阶级的标准去衡量和定义工薪阶层儿童的生活，将他们在贫困下的生活现实，诸如拾荒、贩卖商品等混同于犯罪和受忽视。诸多“拯救儿童”的改革措施在目标上是模糊的，他们既希望保护工薪阶层儿童免受城市社会的危害，又希望保护社会免受危险儿童的伤害。由此而言，儿童福利者与他们要拯救的工薪阶层儿童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的关系。在对待儿童福利者改善儿童福利的举措时，既要看到他们的热情和工作成效，他们提出了解决。儿童问题”的创造性方法，体现了人们改善儿童福利的不断努力；又要看到他们在处理具体问题上的短视和家长制作风。③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儿童福利者中，中产阶级白人女性占了很大比例。整体而言，这些女性受教育水平较高，拥有更多的财富和休闲时间，家庭规模相对较小，花在儿童养育上的时间相对较少，这就使得她们有机会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脱出来，积极参与到社区服务和国家政治生活中来。　　在19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代女权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这些女性大多数要求在立法、受教育权和经济方面与男性平等，但鲜有人脱离传统社会对性别角色的认知，仍然认为女性理应照顾家庭和孩子。因此，母性主义（Maternalism）是她们参与政治的重要途径。所谓母性主义是接受性别差异原则的政治概念，具体是指女性作为母亲的身份，主张女性有责任将其家庭价值观应用于整个社会。①这些女性常常将城市看成是一座大房子，将社区服务看成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料理家务。她们认为良好的城市管理类似良好的家务管理，在人们聪慧的管理和共同努力之下，城市的整体福祉才能增加。在整个19世纪，人们通常认为母亲是儿童的主要抚养者，女性更善于教导儿童，母亲的爱和女性的理解对儿童的成长和福利至关重要。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很少有男性能像女性那样进入儿童的生活。因此，儿童福利领域被视为家庭职能的扩大和母性美德的延伸，是女性更擅长的领域。②简·亚当斯（Jane Addams）曾告诫女性，仅仅照顾好家庭是无法很好地保护她们的孩子的，母亲们有责任扩展自己的改革活动范围，处理可能影响儿童福利的所有问题。③在母性主义的话语体系之下，诸多中产阶级白人女性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广泛参与母亲俱乐部、妇女组织、家长协会、儿童研究团体，讨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问题，其中特别关心妇女（尤其是母亲）、儿童和家庭的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