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志兮天下事·梁启超励志文选

　　《男儿志兮天下事：梁启超励志文选》：　　从前的政治家，常常给皇帝上奏折，要想感动朝廷。现在的政治家，非得从事著述，不能得取民众的同情。　　至于讲演，从前的说士如苏秦张仪辈，游说诸侯，可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取得政权，现在民主时代，遇选举或其他重要问题发生，政治家一篇演说，可以转移人心，指导一般人，使一般人对自己表同情，使民众上政治的轨道。　　这四种才能，前两种几乎不能在学校里练习得来，却也并非绝对不能练习。例如学生团体的组织和课外的种种活动。不过在社会上情形比较复杂，给吾人训练的机会比较多些，后两种才能，则在学校与入社会有相等练习的机会。　　才能的训练，*好是当一位先辈的助手。春秋时代的人，往往青年时代便入了政治社会。当时诸侯的六卿九卿，都是慢慢的由低升高，跟著长辈学。到了年纪老了，自然内握得政权。例如子产蔫贾⑧年方幼小时对于国事都能发言，后来执政多年。又如现任英国外交总长张伯仑，小的时候给他的父亲当秘书，直到他父亲死去。　　三，德操。德操可分为德量与操守两种。政治家*主要的德量是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不宜专断，如果稍有意见不合，不能无端诋毁他人私德，蔑视敌党人格。辩论时根据理由，既不宜完全舍己从人，也不宜绝对自是。辩论结果倘若自己失败，当服从多数。作领袖的人，常用比自己强的人，汉高祖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他用许多人的长处，集合起来，这是他成功的秘诀。袁世凯段祺瑞等都不能说是有才，但都不能用比自己强的人，所以不能有很大的成就。要“人之有善若己有之”，这才是*好的态度。还有一层，用人要专心，要能代人受过，所谓“推赤心置人腹中”，不要疑忌。唐朝有名的宰相宋璟，有一次打算用人，先去征求唐玄宗的意见，屡问屡不答，宋瑕莫名其妙。后来玄宗对人说：“我既然命宋瑕当宰相，管理国家大事，就是因为相信他，相信他能用人得当；不然，何必要他当宰相呢？”可见唐玄宗用人的专。所以宋瑕也成了一代名相。我们见了朋友的长处，要能采纳，于是朋友的长处变成了自己的长处。若对于朋友的长处加以忌妒，反失掉了一个朋友的帮助。　　至于德操，政治家很难讲，却又很重要，因为政治是一个不洁的东西，各国皆然。三十年来我所见许多有志青年，多在政治大火炉中被融化了，至多不过当阔官僚滥政客而已。处在现在这个社会，打算从事政治活动，要将脚跟站稳；要预备饿饭；要知道危险而能设法避去危险，免得堕落；要有真正的觉悟。还有，政治家用手段是不可免的，但欲得政权而不择手段，是不可以的。张作霖人人可以反对，而郭松龄反对却成问题。我们可以反对孙中山，陈炯明不可以反对孙中山，因为他和孙中山多年同信仰，并且是孙中山一手提拔出来的。所以用手段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有一定限度。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假使现在中国少数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留心养成这一类的节操，中此，英之所以能强也。至于中国，更何论焉。中且不有，何集之云？执业不对于职务负责任，而思及其次，此我国之国民性也。为学亦然，慧而不专，愚将胜之。学算而思及于文，文固不成，算亦无得，此一定之理也。余*有此等经验，每作一文，或演说，若吾志认为必要时，聚精神而为之，则能动人。己之精力多一分，则人之受感动亦多一分。若循例敷衍，未见其有能动人者矣。正如电力之感应，丝毫不容假借也。曾文正谓精神愈用而愈强，愿诸君今日于学业上，日操练此精神，而他日任事，自能收效矣。　　第三学问之要义。勤也，勉也。此古圣贤所以劝人为学之言也。余以为学问之道，宜先在开发本能。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梭格拉底曰：“余非以学问教人，乃教人以为学。”此即所谓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所成几许，求其在我而已。若求学而专以试验及格为宗旨，则试验之后，学问即还诸教师，于我无有也。然则若何？曰：当求在应用而已。譬诸算学，于记帐之外，当用之以细心思。譬诸几何，于绘图之外，当用之以增条理。凡百学问，莫不皆然。若以学问为学校照例之功课，谓非此不足以得毕业证书，则毕业之后，所学悉还诸教师，于己一无所得也。例如体操，学校之常课也，其用在强健身体，为他日任事之预备。若云非此不足以得文凭，吾强为之，则假期之后，其可以按日昼寝矣乎？是无益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以致用，即为己也；欲得文凭，以炫耀乡人，此为人也。年来毕业学生，奚啻千万；问其可以能致用于国家者，能有几人？此无他，亦日为人太多，而自为太少耳。愿诸君为学，但求发达其本能，勿务于外，此余所以发至亲爱之精神，至热诚之希望，奉告于诸君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