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之桥

8月19日，星期一 “多诺万，联邦调查局刚刚抓获的那名苏联间谍，律师协会想让你替他辩护。你意下如何?” 电话是律师事务所的埃德·格罗斯从纽约打来的。听他的语气，我感觉事情不简单。放下电话，我转身就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的妻子玛丽。她坐在床上，不耐烦地说： “哦，不!” 上午9点30分，我们抵达位于纽约普拉西德湖的避暑别墅后，正在拆行李。这栋别墅建在阿迪朗达克群山深处。之前因为威斯康星州*高法院的一个案子，我们不得不推迟度假日期，现在我们一家人为期两周的假期总算开始了。 跟别人的妻子一样，玛丽认为自己的丈夫工作时间太长了，因此她非常期待这次度假。大学期间我们常常在普拉西德湖约会，而且我俩都喜欢阿迪朗达克山脉。对于一名在城市工作的律师来说，普拉西德湖绝对是休闲放松的胜地。埃德说，布鲁克林律师协会决定让我为那名受指控的间谍鲁道夫·伊万诺维奇·阿贝尔辩护。他还告诉我，林恩·古德诺是他的邻居，也是这次选拔委员会的负责人，10年前在纽伦堡审判中，曾听过我在布鲁克林保守派律师团体面前的演讲。当时台下还坐着一些知名的德裔美国人。林恩告诉埃德，当时大家讨论得很激烈，但是他注意到我一直都在坚持自己的观点。 大约两周前，我在报纸上读到了阿贝尔受到布鲁克林陪审团指控的消息。报纸别有用心，地把阿贝尔称作“王牌间谍”，声称他是所有在美国的苏联间谍的头子。 我从别墅走出来，想到外面散散步。走了一会儿，我和另一位也在度假的同事埃德·汉拉恩一起喝了杯咖啡。他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前主席，我很重视他的观点。我们谈了这件事。 “作为朋友，我强烈建议你推掉这个案子。”他说， “这件案子肯定得耗费很多精力。律师协会的差事你已经超额完成了，让他们找个刑事律师来辩护吧。不过决定权在你手里。” 那天早上，我还听了一些外行人给的意见。我来到高尔夫球场练球，准备击球的时候，我跟俱乐部职业球手吉姆·瑟尔说起了这件事。吉姆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高尔夫教练。 “凭什么!”他问， “谁愿意给那个卑鄙的家伙辩护啊?” 我提醒他，按照我们的宪法，不管一个人有多么令人憎恶，他都有权向法院请求辩护律师为自己辩护，接受公平审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很简单：由谁替他辩护?吉姆虽然同意我的观点，但是发球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他心里一定认为我是个书呆子，所以他这一杆球打得很糟糕。这一点儿也不奇怪。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仍然拿不定主意，于是就给布鲁克林的林恩打了个电话。他虽然表现得不动声色，但情绪显然非常激动。林恩说： “多诺万，委员会认为这件案子对美国司法部门和那名苏联上校都是一次巨大的考验。” 林恩坦言，委员会与几位有政治抱负的优秀律师谈过这件案子，但是遭到了他们强烈的拒绝。麦卡锡时代刚结束不久。由于我曾是战略情报局(我们的秘密情报机构)的战时法律顾问，后来在律师事务所还有过一些出庭经验，所以委员会认为由我来担任阿贝尔的辩护律师*合适不过。我提出，近期我在联邦法院没有接过刑事案件，出于专业考虑，必须得让一位年轻的前联邦助理检察官协助我，才能接这件案子。林恩表示同意。一个多小时后，他回电话说，地区法院的法官马修·T阿布鲁佐让我明天上午ll点去他办公室。阿贝尔已被阿布鲁佐法官传讯，由他来负责指定辩护律师。 下午我驱车前往普拉西德湖村，希望戴夫·索登能把法律图书馆借给我使用。当时戴夫还只是一名当地的律师，现在已经是埃塞克斯县*高法院的法官了。我通读了有关间谍罪的条款，令我感到震惊的是，自从臭名昭著的罗森堡夫妇的“原子弹间谍案”发生后，即使在和平时期， “代表外国利益”的间谍被抓获后，也将被判处死刑。 显然，那位名叫阿贝尔的男人已经深陷绝境，或许也是死路一条吧。 我和玛丽安静地吃完了晚饭。9点，我登上了从纽约州北部去往纽约市的卧铺火车。星期一晚上，车厢空荡荡的，我独自坐在餐车上，喝着苏格兰威士忌。我想看会儿书，却不由自主地想起这件案子，虽然这件案子并不受人欢迎或者说毫无胜算可言，但是对我却颇具吸引力。大约凌晨1点钟，火车到达尤蒂卡。当时我就决定了要担任阿贝尔的辩护律师。 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