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

导 论
（节选，注释从略） 对许多学者而言，17—18世纪英格兰与远东的交往及对远东的理解，是一个充满模糊设想和误解的研究领域。尽管研究者有着明显的政治分歧，如传统派欢呼“文明”向非欧洲世界的扩张，修正派批评欧洲帝国主义的暴力和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但两个阵营对早期现代历史的理解在根本上都持欧洲中心观。双方依赖的历史叙事和分析模型——不管是殖民主义的还是后殖民主义的——都在讲述一个旧故事：东方文化的技术弱势、经济落后和政治保守导致其必然被欧洲殖民者击败。就此而言，许多学者按照19世纪殖民主义的预设去解读17世纪的历史，认为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他们接触的非欧洲民族而言，国家和种族是优越的；他们认为欧洲对美洲的压倒性技术-军事优势也适用于亚洲；他们还认为西欧与日本、中国及东南亚苏丹之间的知识、宗教、文化和金融接触在早期现代历史中不太重要。这些假设都是错的，而要摆脱这些假设，就要反抗视欧洲“重商主义”为16—18世纪世界经济引擎的传统史学。许多批评家用“万能”的后殖民主义模型去理解西方商人、外交使节和海员（一方面）和亚洲当地统治者、税务官员、供货商和译者（另一方面）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这样做固然颠覆了欧洲中心论的道德感，但讽刺的是，这同时也复制了欧洲中心论的前提、价值和阐释。
《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对欧洲中心式现代性的一些根本性前提、价值和阐释进行了历史性和理论性批判。在书中，我对1600—1730年虚构和非虚构文本的解读建立在批判欧洲中心论的基础之上，近年来开展相关批判的学者包括乔杜里（K. N. Chaudhuri）、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布劳特（J. M. Blaut）、弗兰克·佩林（Frank Perlin ）、保尔·巴洛克（Paul Bairoch）、王国斌（R. Bin Wong）、安德烈·冈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和杰弗里·冈（Geoffrey Gunn）等。这些历史学家以不同方式表明，直到 1800 年，融合中的世界经济尚处在中国的统治下，影响居其次的是日本和莫卧儿时期的印度。要理解这种统治，我们需要从根本上重新评价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经济“崛起”的描述。在现代早期的日本和中国，情况看起来几乎和常识相反。克劳迪娅·施努曼（Claudia Schnurmann）指出，“与远东的医学、工业和知识生活的进步相比，即使是在欧洲人看来十分成熟的荷兰，在亚洲人眼中也至多算得上是‘第三世界’”。这一论述透露出 早期现代世界的复杂历史。
书写亚洲主导世界中的英国文学史，并不是要淡化始于16世纪的征服美洲过程中近乎种族屠杀的暴行，也不是淡化此后欧洲对亚洲、非洲和澳洲的殖民。许多后殖民批评家（下文会有所论及）对挑战传统的早期现代文学、经济、社会和文化史有着重要贡献，但他们的论述往往集中在欧洲与奥斯曼、波斯和莫卧儿等帝国的交往上。本研究则聚焦于印度次大陆以东的国家，这是为了突出17和18世纪西方对伊斯兰文化的反应——一个熟知并恐惧的文化——和对日本与中国的反应的区别。这类作品数量庞大而分布广泛，是理解早期现代世界和西方在其中位置的关键。
约翰·弥尔顿、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丹尼尔·笛福和乔纳森·斯威夫特的作品，以及彼得·黑林（Peter Heylyn）、托马斯·孟（Thomas Mun）、利玛窦、卫匡国（Martino Martini）、扬·纽霍夫（Jan Nieuhoff）、埃弗勒·伊斯布朗特·伊台斯（Evret Ysbrants Ides）等人撰写的地理志、游记和历史，就欧洲在远东帝国统治下的全球经济中的边缘化地位，表现出了形形色色的补偿性的书写策略。亚洲或被忽视，或被描述成亟待救赎的庞大异教地区；或者援引欧洲在美洲的技术、军事和政治权力来否认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在东亚的局限。如果说新大陆殖民叙事强化了民族力量、普世君主制和基督教必胜等欧洲中心论观念，那么欧洲人在中国、日本和1716年前的莫卧儿印度的经历则彻底挑战了这类意识形态建构。
当时，西欧的受教育阶层不可能对英格兰和中国的差别（如疆域、财富和自然资源等）一无所知。在17 世纪中期，中国已经成了诸多领域争论和猜测的焦点：中国编年史质疑了马索拉（Masoretic）《旧约》抄本中大洪水日期的可靠性，引发了关于《圣经》纪年几乎无休止的争论；1644 年明朝的覆亡以及满族统治者的“汉化”带来了对中国文化适应性充满仪式感的称颂；中华帝国的面积和财富引发了对其自然资源和勤奋人民的赞美；当然*重要的是，中国的财富刺激着对中国货品无尽的欲望，对许多西方商人来说，这是利润无穷的贸易。正如博达伟（David Porter） 证明的，中国千年传承的文化、语言和儒家观念成了父系统治合法性的象征：对于许多17 世纪的亲华者，这个“中央王国”象征着欧洲精英推崇的社会政治稳定和跨文化的道德观。
书中引用了两百种左右的原始材料，这只是18 世纪读者所能接触的关于远东的文本的一小部分。按照唐纳德·拉赫（Donald Lach）和埃德温·范·克雷（Edwin van Kley）的统计，1500—1800年欧洲出版的关于亚洲的作品达1500 部，他们认为这只是保守的估计；广泛重印和编选的报道（如萨缪·铂切斯［Samuel Purchas］编纂的文集）在地图集、游记、经济著作和博物学著作中流传。对于这类材料，我集中讨论那些经过多次修订（通常 有多语言版本，采用奢华的大开本印刷）的作品。编者在这类作品中搜罗关于远东民族和文化的信息，并把一手记载改换成看似权威的评述。迄至1750 年，这类作品的数量令关于美洲殖民的文献数量相形见绌。
欧洲对远东的迷恋说明，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以复杂的方式影响了早期现代的经济理论。英格兰和其他地区认为可以从整体上描述“远东”：一个由港口、农业区和商机组成的复杂网络。1600—1740年，对打开亚齐（Aceh）、广州、长崎和亚格拉（Agra）等地市场的期待对欧洲经济思想有关键影响，作者们往往借此把国内问题——从高税率到环境退化，以及一些部门的生产滞后和其他部门产品的滞销——转移到对不违反宗教原则的高利润贸易的期待上。由于英格兰与印度以东的贸易基本无缘，于是中国、日本和香料群岛满足了两个关键的想象性角色，既是可供欧洲出口的无限市场，也是庞大而取之不竭的仓库，供应着香料、奢侈品（从茶叶到纺织品）和原材料。如果中国、日本和印度代表着文明的巅峰——完美体现了持续增长的贸易所需的社会政治秩序和成熟文化——那么印度尼西亚群岛和未知的澳洲大陆则代表着异域风情，可供英属东印度公司（the East India Company，简称EIC）轻松采集货品或是和愿意合作的土著做划算的买卖。于是，远东成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幻想空间，因为那里可以实现严格的成本外部化：计算利润（或预期利润）可以不计入（且举两例）生命、船只和货物的损失，或是当地生态的破坏，比如为英国海军和英属东印度公司造船所需砍伐的森林。
《追慕与忧惧：英国的远东想象（1600—1730）》批判性地考察了这种贸易造福社会的信念。约书亚·柴尔德（Josiah Child）曾任英属东印度公司总裁并长期担任公司董事，他在1681年写道：“对外贸易生产财富，财富带来权力，权力保护我们的贸易和宗教；他们相互作用，并相互保护。”这一逻辑的关键词是“生产”（produceth）；就像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柴尔德认为，贸易创造的财富超出了长年航海耗费的劳力和资本，因此对（文明的）贸易双方都有好处，而同时始终有利于英格兰经济。这种互惠的逻辑支撑着17 世纪欧洲对贸易的辩护，并且隐含着一种期待：东亚既是所需商品的生产商，也是英国商品尤其是纺织品的不知足的消费者。不过同时，他们也知道，在亚洲市场进行的是一场与欧洲对手和本土势力你死我活的竞争，自伊丽莎白时代过来的英国作家为了证明柴尔德的观点，说服了许多盟国来对付英国的商业对手（如荷兰）。如本书以下各章所述，这些作家以不同方式使用排他的三角模型来理解政治、交流和商业，以便（在想象中）孤立英国的对手，巩固英国的意识形态，永无止境地追求无限的财富、不受挑战的权力、扩张的贸易和纯正的宗教。
伴随着对无限的生产力和利润的幻想，还有一种彻底反生态的观念，即认为资源是不竭的，可以无限开发。很大程度上，1500—1800 年的贸易观念回应了西欧和北欧的生态和人口危机。17 世纪上半叶，人们普遍认为英国的自然资源不足以支撑其人口，或是认为大自然已经被人类的原罪腐化，从而把重担交给了国际贸易，指望它解决复杂的生态、人口和经济危机。这场17 世纪的“总体性危机”事实上引出了戈德斯通、彭慕兰和佩林等学者以不同方式指出的生态文化视角——这一视角质疑欧洲中心现代性的经济学预设。在导论的余下部分，我将介绍欧洲中心论的预设以及后殖民批评家的相应批判，并简述如何从生态唯物主义的视角看待早期现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