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中国与东盟文化战略传播

**章 战略传播理论视域中的跨国傣泰民族研究 **节　战略传播与跨国民族的逻辑连接 作为国际关系学中的重要概念，战略传播被广泛应用于市场营销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传播学领域也开始关注这一概念，研究者逐步用战略传播的思想替代传统的对外传播理念，从而促进了传播学和国际关系、公共外交等领域的交融。在这一研究语境下，“战略传播”是指“为实现国家战略利益（维护领土主权、国家安全、金融稳定、生态环境、核心价值观等）和战略目标而对重要的特定受众进行的传播、沟通和接触活动”。战略传播的理念源自美国，是美国主流对外传播思想发展至今的产物。美国主流对外传播思想经历了从传统外交到公共外交、从公共外交到软实力外交、从软实力外交到战略传播的过程。通过这一系列对外话语的整合与国际形象的再塑，美国的主流价值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由于战略传播的显著作用，许多国家都将战略传播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总结战略传播的基本框架和主要路径有利于我国战略传播的开展。根据相关经验，运用关系论能更有效地指导战略传播实践，所以应基于既有传播资源，着眼于对话构建，调动“活”的文化资源，尤其是分布广泛的国家边境民族与周边国家民族同根同源的亲缘身份优势，以达到真正的民心相通，形成我国战略传播的特色，助力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实施。本部分将对战略传播的源流、发展进行系统的梳理，对美国涉外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从而洞察战略传播的核心，即“政府综合使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外交等各种渠道和工具透视全球舆论、态度及文化，并通过传播策略调试来影响人们的态度与行为，以强化或维持有利于国家利益、政策和目标的整合营销政治传播”。 一、战略传播的源起与发展 发源于美国的战略传播体系，通过不断的更新迭代，逐渐形成体系化、制度化的管理模式。美国的战略传播将国际社会相关受众进行细分，通过有组织、有计划的传播活动和有层次的传播内容，有针对性地表达国家意志，以期在国际社会赢得良好的国家形象。在近百年的发展历史中，美国战略传播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一战雏形时期、二战完善时期、冷战对峙时期和“9·11”事件后战略调整时期。作为美国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以“9·11”事件为分水岭，美国战略传播的起源发展、转型调整都与其政治社会生态息息相关。 （一）美国战略传播的历史演变 一战期间，威尔逊总统设立公共信息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Public Information），直接负责战时宣传。除了借助海报、广播等宣传方式传播美国的作战理念之外，美国还在世界范围内发动“舆论战”，引导世界舆论。不管通过何种手段，美国始终致力于鼓动民众参与作战、塑造美国良好形象以及削弱敌国军民士气。李普曼指出：“在战争期间，敌方阵线所说的一切永远均是宣传，而我方阵线所说的，皆是真理和正义，是人类的事业，是为和平而进行的圣战。”在美国看来，相较于德国“操纵性的和洗脑的”宣传，美国更加强调人道和正义。同时，为了获取民众的支持，美国联邦政府特别成立了“图画宣传部”，制作了大量海报，成功说服民众支持国家参与一战，这些海报在当时被称为“墙壁上的武器”。一战结束后，“宣传”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欧美各国学者的广泛关注。1927 年，哈罗德·拉斯韦尔出版了《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 巧》一书，提出了“现代战争的三个战线”，即军事战线、经济战线和宣传战 线，并说明只有在各个层面进行整合，宣传才能行之有效。 20 世纪 30 年代，为应对德国在拉丁美洲的文化攻势，美国政府先后成立了三个机构，分别是：1938 年5月设立的同美洲诸共和国合作部际委员会 （后改名为“科技文化合作部际委员会”），负责外宣工作并维护国家形象；同年 7 月设立的文化关系处（Division of Cultural Relations），试图通过组织音乐、艺术等多方面的师生交流，建立起美国与其他国家紧密的文化联系；1940年8 月设立的美洲各共和国商业与文化协调局（后改名为“美洲国家事务协调局”），配合文化关系处塑造美国的国家形象，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以上三个机构的有效联合与协作，在维护美国形象与抵制文化侵袭方面达到了突出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