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公司治理:理论范式与创新实践

引言一、公司治理研究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追求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人类社会孜孜不倦的共同追求。在资源总量具有稀缺性的现实制约下，优化资源配置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成为破解发展难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而这离不开从宏观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到微观层面公司治理体系的精密布局。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打通政府治理与企业治理互动格局，建立健全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制度环境与政策体系，极大考验着党和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良好的微观公司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要素和基本保障，护航企业能够以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说服作为物质资本主要供给者的股东克服信息不对称以及契约不完备，向企业提供充分的资本支持，支撑企业发展扩张，为投资者赢得合理的投资回报。同时，公司治理还贯穿公司金融从融资、投资到营运资本管理以及企业风险控制的全流程，确保企业盘活投资者资金，抑制低效消耗甚至恶意浪费。公司治理研究是经济学、金融学领域历久弥新的经典话题，由社会经济发展规律驱动，具有强大的学术活力，又能有效反哺资本市场实践前沿，显示出旺盛的现实生命力。做好契合时代发展需求、引领治理实践变革的公司治理研究，对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善我国现代化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数字经济时代中国公司治理：理论范式与创新实践**章　引言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正式将公司治理列为工商管理二级学科代码，成为继公司治理被列为MBA、EMBA核心课程及工商管理类本科专业必修课程之后的又一突破，大大提高了学科分量，推动研究领域发展。因此，进一步明确公司治理的学科内涵、研究方向和优先发展领域，对于优化学科布局、助力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重大需求和新兴技术变化具有重要意义。公司治理学科“十四五”发展前沿问题研讨会举行.南开大学新闻网，20201218.二、发展数字经济的社会政治意义与经济战略意义伴随“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颠覆性信息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高新数字技术作为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的主导力量，引领数字经济跃升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新型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下不断涌现的新模式、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机制，在重组要素资源、重塑经济结构、重建竞争格局方面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不断促进其做大做强做优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总规模已增长至45.5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6.2%，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3.4个百分点，占GDP比重将近40%，是国民经济不可忽视的“稳定器”和“加速器”。从概念上说，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量，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不断提高经济社会的数字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新形态。数字经济具体包括：数字产业化，持续巩固基础信息通信产业实力；产业数字化，加快农业、制造业及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化治理，以“数字技术+治理”为典型模式打造多元治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 年)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0714.现有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信息技术能有效助推我国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快速发展，带动产业转型升级，抑制区域经济不平衡，缩小数字鸿沟，实现经济兼具包容性与普惠性的高质量增长（Luohan Academy，2019；张勋等，2019；张勋等，2021；李三希，黄卓，2022；李彦龙，沈艳，2022）。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发展策略，以数字经济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融合发展，成为我国在全球竞争格局中保持优势地位的关键之举。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以来，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正逐步上升为国家顶层设计中的重要战略部署。2016年，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杭州举行，峰会把数字经济列为G20创新增长蓝图中的重要议题，数字经济概念开始走进宏观布局视野。2017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正式提出数字经济概念。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纲要）发布，“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单独成篇，进一步强调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激活数据要素潜能。2022年10月，党的二十大再次号召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包括中国经济在内的全球经济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深度重塑产品创新、过程创新、组织创新及商业模式创新等各个领域，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式竞相涌现，快速变革的社会实践需求成为推动治理模式创新的强劲动力。三、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模式创新数字经济时代的数字革命以数据为新型生产要素，以数据信息化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以大数据资源驱动产品、服务、业态以及商业模式发生深刻变革，转变微观企业的发展方式、互动方式和治理方式，对经济发展、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产生根本性、全局性、革命性影响。数智化革命以大数据为基础性关键生产要素，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挖掘知识和信息的内在价值，引导企业有效识别市场趋势，敏捷应对环境变化，切实变革生产方式、组织方式和管理方式，*终及时抓住转型发展机遇（Rajan and Wulf，2006；Acemoglu et al.，2007；Bloom et al.，2014；Babina et al.，2020；Obwegeser et al.，2020；Hanelt et al.，2021）。海量的大数据资源是企业宝贵的现代化信息资产，能有效提高企业的精准治理水平，帮助企业以数据为依据，以事实为准绳，充分基于现实依据科学决策，减少主观判断与人为操纵空间，提高决策精细化及精准化程度，抑制有限资源的消耗浪费，提高对资源的利用效率（McAfee and Brynjolfsson，2012；Constantiou and Kallinikos，2015；Farboodi et al.，2019；Simsek et al.，2019）。从国内的相关研究来看，数字经济时代的技术创新、业态创新与模式创新深度重塑了微观企业管理实践，赋能企业优化生产组织流程，提升运营效率，创造更高的商业价值（刘洋等，2020；陈剑等，2020）。在数字化转型下，用户价值和市场竞争成为驱动企业管理变革的根本力量，推动企业变革内部管理模式，转变组织结构，优化生产模块，升级产品设计，迭代研发模式，影响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战略选择（戚聿东，肖旭，2020；姚小涛等，2022）。互联网技术为广大中小企业充分增权赋能，推动企业价值创造的关键生产要素和底层驱动逻辑发生重大转变（杨其静等，2022；张新民，金瑛，2022）。张新民和陈德球（2020）、陈德球和胡晴（2022）等认为，数字经济时代技术变革带动的商业模式革新对现有公司治理模式及企业管理实践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须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新出现的治理需求予以回应。四、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实践前沿的新趋势与新面貌事实上，数字经济在高强度转变社会形态和发展方式的同时，也无时无刻不在重构公司治理的主要矛盾和着力方向（Lu et al.，2020；Hacioglu and Aksoy，2021）。在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影响企业经营环境与发展格局的关键战略性资源。体量大、速率高、多样性强、价值密度低的海量结构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资源深度改造传统经济的发展基础，挑战现有研究逻辑，重塑未来研究范式（Goldstein et al.，2019；Goldstein et al.，2021；陈国青等，2018；洪永淼，汪寿阳，2021；杨俊等，2022）。在传统商业社会，数据和信息技术不够发达，数据的产生渠道和产出量级相对有限，而且人们对种类各异、形式多样的结构化及非结构化数据未予足够的了解和重视，导致大量潜在的数据资源白白流失，没有切实转化成企业独有的信息资源。另外，传统技术环境下，人们对数据的分析、处理及解读能力也比较低，尤其是对海量、高维、高频数据，传统技术手段与分析工具大大落后于实践需求，无法有效剥离出信息背后的价值含量，从而辅助行为决策。因此，在传统社会经济环境下，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严重，信息透明度低且流动速度慢，拥有信息便利的参与主体能够凭借信息优势攫取大量不当利益。信息系统的发展不完善严重阻碍整个社会交易及运行秩序，进而制约资源分配效率，拖累经济发展脚步。传统经营环境下尤为突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严重影响了微观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于传统企业来说，企业得以顺利创立、正常经营、有序扩张的关键在于能在相应阶段及时获得充足的物质资本支持，资本充裕度是制约企业发展潜力的关键因素。然而，对于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分离的现代企业来说，股东为企业提供大部分的资本支持，却无法亲自参与企业的日常经营决策，他们必须委托管理层作为其利益代言人，以股东为中心，从股东利益出发，追求股东利益*大化。然而，在企业内外信息严重不对称的经营现实下，股东无法确信作为企业内部实际控制人的受托者总能遵循保护股东利益原则行事，在扩大注资上会有所顾虑，从而会影响企业顺利融资，不利于企业及时抓住发展机会。在此现状下，一套健全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公司治理的初衷也是通过一系列完善的机制设计和制度安排说服股东克服信息不对称背景下的投资顾虑，确保股东的资金安全并能如期获得合理投资收益，进而助力企业及时足额地从市场募集资金，进一步发展扩张。由此可见，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成本是传统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两大基石。在物质资本是企业生存发展关键资源的客观现实下，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被明确定位在保护股东利益，防范受托管理层在不完备契约下的道德风险，通过完整的内外治理机制设计对管理层施以有效监督，抑制其攫取控制权私利的动机，规范受托权力在正确的轨道上行使。股东与管理层之间呈现较为清晰的雇佣关系，手握资本优势的股东根据自身需求从外部职业市场寻得受托候选人，以资本雇用劳动；管理层才能仅仅被当作影响公司治理水平的一个因素，可以在企业间自由迁移流动，故未被真正纳入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核心范畴。然而，伴随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的两大基石遭遇严重挑战。以大数据与普惠金融技术为代表的颠覆性技术极大降低了资本市场各参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性，在提高市场透明度的同时加强了社会精准融资能力，更广泛的投资群体借助数字平台参与融资市场，融资门槛降低，融资成本缩减，融资社会化和大众化程度加强，物质资本对企业的重要性减弱，提供物质资本的股东在企业内部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也相应下降（Luohan Academy，2019；黄益平，邱晗，2021）。伴随物质资本地位下降的是创新资本的崛起。数字化革命催生了大量的新技术、新业态、新场景和新模式，使得新经济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掌握在拥有企业核心技术与关键资源的创始人及其业务团队手中，高度依赖熟谙企业创业过程、商业模式与发展路径的创业团队持续进行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智力资本、技术资本及管理才能投入。创业团队凭借不可迁移、不可替代的创新资本优势，强势挑选愿意合作的外部资本，让渡相当比例的所有权以缓解企业扩张壮大阶段的融资需求。同时，他们通过新型股权结构、董事会及管理层等途径保持对创业企业的稳定控制，为企业的创新研发营造可预期的发展环境，实现资本与发展的双赢局面。由此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传统公司治理格局已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治理的研究框架由以股东为中心转向以企业家为中心，企业家凭借创新资本优势“雇用”外部资本，并亲自构成管理层主体向企业贡献专用性的高质量人力资本。创业者及其核心业务团队的管理才能和创新资本被纳入公司治理分析范式的核心范畴，管理团队对于创业成功的内在需求同外部股东的投资利益保持高度一致。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由防范管理层的委托代理成本变为协同新型内外治理机制保证创始团队控制权稳定，激励其长期投入。拥有企业家特质和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创始人是新经济企业的灵魂和先驱。企业家与资本在公司治理新模式下实现深度职能专业化分工，从传统雇佣模式转变为平等的事业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护航企业成长。在公司治理研究范式由传统以股东为中心向现代以企业家为中心转型的逻辑指引下，我们继续结合大数据生态下公司治理机制的动态化，研究公司治理新路径。其中，数字经济时代大数据的精准治理功能为开拓公司治理研究新范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后续一切机制创新的源泉和始点。在大数据的时代浪潮下，在万物互联过程中生成的具有海量异构、动态分布、实时更新、快速生成等特点的各种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大大加强了数据的精准治理能力，从精准融资、精准投资到精准研发、精准生产甚至精准营销，大大提高了生产组织和决策流程的精确度并增强其科学性，缩小了主观判断与人为操纵空间，减少了资源的低效耗用甚至过度浪费，提高了资源配置水平，提升了企业经营效率和绩效表现。以股东、董事会、管理层、企业员工为代表的内部治理主体和以机构投资者、社交媒体、监管者为代表的外部利益相关者都能从加强的数据精准功能中获益，从而提高对企业的精准监督水平。针对数字经济时代新型公司治理，目前学术界已经取得众多高质量研究成果。大数据能有效整合各种传统及新兴数据渠道，通过更多更为客观的行为表现以及市场交易数据深度挖掘潜在信息，辅助优化行为决策，提高经营效率并增加市场价值（Brynjolfsson and McElheran，2016；Bajari et al.，2019；Berg et al.，2020；Chi et al.，2021；Zhu，2019；张叶青等，2021）。结合快速积累沉淀的大数据资产，企业还可以充分利用与时俱进、快速迭代的数字信息技术，进一步夯实对信息的解析、挖掘能力，提高信息处理水平，加强信息含量指导生产实践的转化效率。具体来说，企业可充分利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神经网络等颠覆性技术扩大信息的加工处理范围，尤其是对更多非常规信息加以更多关注，提高对信息环境变动的敏锐度，增强决策布局的灵活性，进而提升企业经营表现（Grennan and Michaely，2021；Bertomeu et al.，2021；Cao et al.，2020；Cao et al.，2021；Cong et al.，2020；Erel et al.，2021；Giglio et al.，2021；Leippold et al.，2022）。另外，区块链技术也是改善公司治理的新生力量，它能通过底层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记账体系进一步提高信息质量，增强信息透明度，遏制信息操纵、恶意欺诈等道德风险，在财务记账、投票选举等治理领域应用前景广阔（Yermack，2017；Ferguson，2018；Lafarre and Van der Elst，2018；Cahill et al.，2020；龚强等，2021）。在加强数据的精准治理功能之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也极大延伸了信息流通渠道，提升了信息流通速度，驱动信息在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交换传播，大大提升了信息传播的广度、深度和密度，在降低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透明度的同时，将更多市场主体纳入纵横交错的信息网络中，赋能更多利益相关者有条件参与到对公司治理的监督工作中，推动治理向没有地域界限、没有时间界限发展，把治理边界由传统线下扩展至新兴线上，大力构筑起社会协同治理网络，强化多主体参与理念。在拓展数据信息网络、降低市场信息不对称之外，大数据及数字技术还显著降低了利益相关方获取信息的成本和门槛，激励它们更有动力参与公司治理。传统治理场景下，潜在治理者需要承担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耗费相当程度的精力，才能收集到与企业相关的信息，之后依托自己有限的处理分析能力形成监督建议。这种独立承担治理成本、治理成效却被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分享的治理局面大大削弱了市场个体的治理积极性，助长了“搭便车”现象。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各方可以享受数据和技术便利；在统一的信息网络之中，信息获取更为便利，信息收集成本显著降低，信息分析能力在技术加持下呈现指数式上升。故市场各方更有动力主动参与到企业的治理工作中，治理积极性被极大调动，社会整体治理氛围大为改善，督促企业更加注重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因此，本书立足于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深度融合的发展实际，将以股东为中心向以企业家为中心转型作为核心逻辑，依托技术嵌入和数据驱动合力打造的动态化公司治理新机制，基于“技术赋能―数据驱动―治理重构”思路提出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研究新范式，具体包括大数据赋能资本市场治理、大数据驱动产品竞争市场治理和大数据重构控制权市场治理，力求为新经济时代公司治理研究创新提供思路和启发。大数据赋能资本市场治理是指大数据通过加强数据精准治理功能、构建信息传播流通网络、降低信息获取成本等途径推动治理主体多元化。从内部治理结构看，大数据能有效辅助中小股东、董事会及管理层利用数据信息资源提高精准决策、精准治理水平。从外部治理机制看，大数据把更广泛的外部监督力量纳入统一的信息治理网络，拓展数据治理边界，实现股东治理与社会治理的自我调节，建立起以企业内部治理为主，市场中介、社会公众、监管者共同参与治理为辅的协同治理格局。大数据驱动产品竞争市场治理是指企业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消费者的消费数据和投资者对企业的评价，通过改变决策者获得的信息类型驱动企业价值链和业务模式优化，影响企业的决策和战略制定方式。从内部治理结构调整看，大数据及数字信息技术能有效帮助企业广泛收集消费市场数据，以数据驱动的市场需求为导向，再造生产流程，优化业务模式，提高精准生产、精准营销能力，发展个性化产品定制，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巩固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从外部治理机制转变看，广大消费者群体同时也是资本市场重要的参与者和投资者，他们借助技术优势，以更为积极的姿态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中，充分发挥监督功能，引导公司治理更加规范化和效率化。大数据重构控制权市场治理是指大数据在重构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技术模式、生产模式和业务模式的同时，也重新设计了企业的决策模式和治理模式，重塑了内部权威分配格局，使之更加契合数字化转型的内在要求。在创新导向的数字经济下，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由掌握物质资本的股东转变为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的创始人及其业务团队，传统上以股东为中心的治理范式向以企业家为中心的治理范式转变，公司治理的主要目标由防范两权分离下的委托代理成本转向保证创业团队的控制权稳定，激励其长期持续进行人力资本、技术资本、管理才能等创新资本投入。从内部治理结构看，新经济企业应充分发挥以双重股权结构和有限合伙协议架构为代表的新型股权结构优势，推动股东与创业团队的职能专业化分工，使企业权力分配格局显著向人力资本倾斜。同时，创业团队还需重视董事会、管理层及核心员工在公司治理中的上升地位，进一步提高协同治理水平。在外部治理机制上，我们聚焦控制权格局过于稳定的治理风险，从市场机制和公司章程两条路径出发，提醒企业增加对卖空市场以及日落条款的重视，充分发挥它们的治理功能。五、本书的定位、特色与创新本书以数字经济推动公司治理观念与公司治理模式创新的需求为导向，立足数字经济时代不断涌现的公司治理创新实践，在系统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结合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边界突破的逻辑与路径，提炼归纳新经济下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框架：从以股东为中心向以企业家为中心转变，聚焦掌握企业核心技术和关键资源的创始人及其业务团队，高度重视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及管理才能不可替代的长效价值。本书基于“技术赋能―数据驱动―治理重构”的框架，以大数据构建生态模式、赋能资本市场治理，以大数据优化生产决策、驱动产品竞争市场治理，以大数据创新商业模式、重构控制权市场治理，通过树立共建共享理念，构筑数字经济时代企业的协同生态系统，破解大数据生态下公司治理的现实困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微观实现路径，进而更加积极地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范式重塑与逻辑转变的机遇和挑战。相较现有公司治理领域的教材和著作，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首先，本书立足的传统公司治理领域文献不仅覆盖代表性经典研究，更囊括截至本书成稿时发表于中外权威期刊的*新研究成果。本书不仅是了解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研究新范式的前沿窗口，更可作为相关学者梳理公司治理研究脉络的得力助手。其次，本书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扎根数字经济时代公司治理的实践前沿，以治理实践需求推动研究范式创新，从大数据赋能、大数据驱动及大数据重构三方面形成系统性思考成果，并通过丰富的案例研究进一步加深对理论框架的理解。*后，本书在系统梳理公司治理学术前沿以及研究范式创新的同时，结合目前的数据资源和案例素材，总结若干具有先导性、创新性及可行性的未来研究方向，有助于拓展公司治理研究的研究边界和研究深度，推动公司治理整体研究水平再上新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