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邮不确定的爱当代中国育儿的希望与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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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关宜馨(Teresa Kuan) 著毛超予译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本类榜单：社会科学

分类：社会科学 > 社会学 > 社会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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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ISBN：9787532795604
装帧：平装-胶订
册数：暂无
重量：暂无
开本：32开
页数：328
出版时间：2025-01-01
条形码：9787532795604 ; 978-7-5327-9560-4

本书特色

（1）一本关于道德选择、情感与挣扎的育儿沉思录。《不确定的爱》呼应了这两年引发关注的“虎妈”“鸡娃”“内卷”“躺平”等现象，分析了二十年来普通中国家庭在外界环境变化背景下的变与不变。
（2）中国式母亲的情感宣言，辨识育儿的可控与不可控。作者提供了对“母职”困境的深刻洞察。中国式母亲，在生活无数的变数中，寻找爱与回报的确定性。
（3）民族志的写作手法，关注个体经验，兼具在场感、故事性与学术性。《不确定的爱》对当代中国育儿实践的观察，与90后以及 00 后的成长经历高度重合，如书中对“减负”“素质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强势甚至歇斯底里的母亲与甩手的父亲”等现象的讨论，给人强烈的似曾相识之感。

内容简介

《不确定的爱》是一本教育民族志方面的著作，关宜馨在书中探讨了当代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父母在育儿上的希望与困惑。将长期的民族志研究和对流行的育儿指南、电视剧以及官方文件的分析相结合，关宜馨见证了普通中国父母的困境，他们在有限资源的现实中努力调和“好父母”的新定义。
关宜馨与昆明的十多户中产家庭结成了超越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关系的长期友谊，在与这些父母、学校的老师等相关人员的交谈和来往中，关宜馨以人类学学者特有的对叙述和细节的敏锐，将田野调查、民族志研究与学术规范相结合，对当代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父母雄心勃勃的育儿方式以及他们身处其中的希望与焦虑提供了一种理论性的解释，揭示了在当前中国教育体制下城市中产阶级父母所处的道德困境，以及在急剧变化的现代化进程中家庭这一*基础单位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经历。
将这些父母的经历置于国家努力提高“人口质量”的历史背景下，《不确定的爱》揭示了经济变革如何在人类*私密的经历中表现出来。本书提供了一种对道德能动性的本质的思考，探讨人们如何在生活无数的意外事件中，辨识什么是可以控制的，什么是不可以控制的。

前言

导言
陈佳玲对女儿小珍只有好意，不过她有时过于严厉了一点。例如有一次，上三年级的小珍邀请我参观她的教室。小珍刚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学校和班级，陈佳玲便试图把笔记本拿过å去，检查女儿的字迹是否清晰可辨。她大概还觉得从笔迹中能看出女儿是否认真自觉。这当然让小珍很是不耐烦，她把笔记本紧紧贴在胸前。
陈佳玲有些尴尬，转向我解释道：“小珍不喜欢我们检查她的作业。”
对陈佳玲而言，培养孩子能在愈发严苛的教育体系中进行竞争，和将孩子看作自主主体施以尊重，这两者之间要取得微妙的平衡。前者需要对细微之处进行管理，例如把日常交流当成家庭作业来审视检查。后者——这一观念产生自有关良好育儿的全球话语，则与前者的直觉相悖。对陈佳玲这位母亲来说，这种育儿话语具有尤为严肃和实际的意涵——毕竟，我是在一家大医院的精神科病房见到这家人的，当时小珍告诉我，她正因“压力太大”接受治疗。导言 陈佳玲对女儿小珍只有好意，不过她有时过于严厉了一点。例如有一次，上三年级的小珍邀请我参观她的教室。小珍刚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自己的学校和班级，陈佳玲便试图把笔记本拿过å去，检查女儿的字迹是否清晰可辨。她大概还觉得从笔迹中能看出女儿是否认真自觉。这当然让小珍很是不耐烦，她把笔记本紧紧贴在胸前。 陈佳玲有些尴尬，转向我解释道：“小珍不喜欢我们检查她的作业。” 对陈佳玲而言，培养孩子能在愈发严苛的教育体系中进行竞争，和将孩子看作自主主体施以尊重，这两者之间要取得微妙的平衡。前者需要对细微之处进行管理，例如把日常交流当成家庭作业来审视检查。后者——这一观念产生自有关良好育儿的全球话语，则与前者的直觉相悖。对陈佳玲这位母亲来说，这种育儿话语具有尤为严肃和实际的意涵——毕竟，我是在一家大医院的精神科病房见到这家人的，当时小珍告诉我，她正因“压力太大”接受治疗。 陈女士本想把女儿的日程塞满教育活动，但眼下小珍的情况让她三思。在小珍入院前，她和身边的许多家长一样，把小珍的生活安排得满满当当。她担心如果不这么做，小珍会竞争不过其他孩子。结束了学校里一周的学业后，小珍的周末始于八点半到十二点的英语课。十二点后，母女俩一起吃午饭。紧接着是一点半到两点半的小提琴课，然后是三点到六点的绘画课。周日的时间则用来洗澡和完成次日要交的学校作业。 由于陈佳玲自己没有因来回奔波感到疲惫，她便觉得朝气蓬勃的小珍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但她错了。2004年春节假期的一个晚上，陈佳玲接到婆婆的电话（当时小珍和奶奶住在一起）。这时已是午夜过后几个钟头了。小珍一直在发脾气。她抑制不住地大哭，说自己睡不着、身子哪里不舒服、感觉不对劲。陈佳玲和小珍的父亲都赶了过来，一家人*终决定把小珍送去医院。他们想不明白问题究竟出在哪。是不是因为她当天下午吃的巧克力？巧克力让她睡不着？她的不舒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先去了儿科，然后被转到精神科。医生做了初步诊断，开了黛力新（Deanxit）和镇静剂。随后，接近黎明时分，小珍的“症状”再次发作，把陈佳玲完全看呆了。小珍又开始大发脾气，哭喊着抱怨皮肤痒得厉害，还用脚跺着地面。当镇静剂开始起作用时，小珍才终于在母亲的怀里睡着了。 接下来的几周里，奇怪难忍的瘙痒仍在持续。甚至小珍在学校里也发作起来。在家，她的脾气越来越“怪异”。她极易沮丧，甚至动不动就生气，还一直有睡眠障碍。尽管她又去医院看了妇科，看了神经科，做了CT检查（什么问题也没发现），又做了一次精神科检查以评估初次的诊断，处方也从黛力新换成了百忧解（Prozac），但她的症状不仅没消失，反而更频繁地发作——在家里、在课上。小珍的脾气变得愈发不好，吵着要玩她长大后早已失去兴趣的游戏，比如捉迷藏和猜颜色。她原本是很认真的学生，但现在对家庭作业变得越来越不上心。 之后小珍又去看医生，医生开的药从百忧解换成了赛乐特（Seroxat）——应该是为了稳定她的情绪，以及一种名为丙戊酸的神经性药物——这是因为小珍已经开始对父母表现出攻击性倾向。然而，几星期过去了，情况仍未好转。于是，在其后另一次就诊时，医生建议小珍住院进行心理治疗，说这样治疗会更“系统”。我就是在这时**次见到小珍和她的父母。 在我后来约陈佳玲接受访谈时，小珍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善。但这和医院的治疗没什么关系。陈佳玲告诉我：“我感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我不知道对她有没有好处。”过了没一会，她又说了一遍同样的话，语气更坚决：“我跟你说，没有任何效果。”她本来期待的“系统的心理治疗”从没实现过。但有一点出人意料：小珍在医院里待得很开心。她和每个人都相处融洽——医生，护士，甚至那个到处背诵名著名篇、自称作者的疯癫青少年。我造访病房时，是小珍来接我，和我聊天，俨然把护士站变成了社交空间。 陈佳玲觉得，真要说起来的话，小珍的情况改善可能与她和小珍父亲做出的决定关系更大——他们决定搬回自小珍出生起一家人居住的小区。老社区的邻里关系十分亲密，因为所有家庭都曾在同一单位工作，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留下的遗产。而住在昆明市开发区的新建小区时，他们谁也不认识，甚至连住对面的邻居也不来往。在原来的小区里，至少还有六个孩子也是猪年出生，但在新小区，孩子们都不在院子里玩。曾经，陈佳玲觉得这是高档生活的一个额外好处，她会觉得：“哎呀，没有朋友是*好的！你有更多时间学习。”但她后来意识到这是个错误，“忽视了孩子的天性”。小珍其实非常孤单。 而且，陈佳玲可能在老师施加的压力之外又额外增加了压力。小珍上一年级时，她的一位老师会在下课铃响后拖堂，一直拖到下节课上课。即使小珍想上厕所，她也不敢举手，她会憋很久，*后尿在裤子里。小珍相当“自觉”和“认真”，甚至会在半夜醒来检查第二天的书包是否装好。因担心迟到，她把闹钟调到早上五点半，这是因为老师会出于各种原因责骂和公开羞辱学生，包括迟到、未完成或弄丢家庭作业、忘记带书以及开小差。 小珍的经历让陈佳玲认真思考起“尊重”的含义，特别是尊重孩子意见的重要性——借助大众媒体广泛传播的育儿建议让这种观念在中产阶级家长中流行起来。她决定不再给小珍“强加”任何兴趣爱好，只给女儿报名她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在生病事件发生前，陈佳玲会坚决给小珍安排课外学习内容，她想：“以后竞争会非常激烈，如果没有一技之长，就没法适应社会。”小珍要是提出抗议、不想练小提琴，就会挨骂。“哎呀，她会哭，她会忍着眼泪练琴。” “所有这些，”陈佳玲回首过往，说道，“真的有点残忍。” 我用陈佳玲和女儿的故事为本书开篇，以引出形塑当代中国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诸种压力。尽管小珍一家人与精神病学和药物的遭遇显得不同寻常，但围绕小珍疾病发生的事件指向不少人的共同经历：城市生活的压力、学校的严格纪律、社会竞争的加剧、某种心理学常识的出现，以及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母亲劳动的加剧。在刚开始展开后来成为本书的研究时，我意图收集有关中国的童年医疗化的民族志材料，这是受了玛格丽特·洛克对日本出现的“拒学综合征”的研究启发——在这种状态下，孩子表面上想去上学，但*后却在床上待了一天。“拒学综合征”只是诸多“文明病”中的一种，其他还包括“公寓神经症”和“上班族抑郁症”。在1980年代的日本，这些疾病类别使社会问题变得可识别且适于医疗管理（洛克 1991）511—512。 我本以为会在中国发现类似的情形，因为我在初步调研时看到，“心理健康”一词在谈及成人与儿童相处的流行杂志和专业文献中随处可见。我想知道有关心理健康的论述有没有延伸到临床管理的方面。在日本，人们似乎对儿童的心理健康有着深切的关注，我于是推测在中国也能发现社会问题的医疗化现象，它同样关注儿童的身体。但是，我在2004年开始田野调查时却遇到了麻烦。童年的医疗化并非足够普遍的现象——至少从昆明这个西南内陆的小城市来看是这样。我*终意识到，在中国，针对儿童和青少年病痛的反应更多是教育性的，而不是医疗性的。 纵然小珍的情况比较特殊，但事实上，中国社会对儿童的心理健康的确有着广泛的关注。当然，身心健康快乐并不是唯一的关注点。父母之间争相培养优秀的孩子、教师之间争相产出优秀的考试成绩、学校之间争相实现优秀的升学率，这些往往胜过一切其他考量，“教育愿望”可谓极其强烈（任柯安2011）。然而，对教育成就的普遍追求也伴随着心理问题的阴影。对陈佳玲而言，是她那令人不安的个人经历促使她重新考虑让女儿在竞争中争先的巨大热情。而对其他父母来说，引发思虑的可能是邻居或同事、侄女或侄子的经历，也可能是报纸上读到的某个9岁孩子试图服毒自杀的惨剧。 心理健康问题变得重要起来，部分与阎云翔（2011）指出的道德变迁和对幸福与人生意义理解的个体化有关，部分与市场经济之下生活的现实压力有关，部分也与心理学话语被政治工具化以促进民族振兴和“社会和谐”有关。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必然导致童年的医疗化，反而，心理健康问题主要被视为一个关乎全社会的教育问题。党组织、学校、社区和家长都要承担起责任，确保年轻人的心理健康。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心理健康”概念已成为官方政策层面的关注点。下至小学，上到大学，各级学校都要将促进心理健康纳入课程设计，有些学校甚至开设了心理健康和压力管理的必修课。社区的责任更大，需要确保有益健康的环境，并为年轻人提供有益健康的活动。同时，在育儿专家的指导下，父母也要学习如何控制自己的迫切愿望和专断的行事方式。 在中国，给父母的流行建议经由官方和大众渠道广泛传播。建议指南、流行电视节目和杂志、地方报纸、网络讨论、学校组织的讲座以及人们的亲友圈子中均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在陈佳玲谈及尊重孩子意见的重要性时，她援引了一个愈发普遍的看法，即应当尊重儿童、将其当作拥有自决权的自主主体来对待（纳夫塔利［Orna Naftali］2009，2010）。当陈佳玲对自己的观念——即成人应该对孩子抱有哪些期望——产生怀疑时，她实际上是在进行专家希望每个家长都能学会的自我反思。陈佳玲的经历可归入中国社会以儿童为中心的大趋势里，这一趋势始于数十年前的独生子女政策，此后，专家用关注儿童内心生活来定义良好育儿的做法加强了这种趋势。从文化上看，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中国的社会化非常重视培养孩子对社会关系的敏感性，希望培养出善与他人相处、精于阅读微妙细节和发现他人需求的个体。在重视关系而非个体的社会体系中，内在心理根本无足轻重。然而，在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背景下，内心丰富却脆弱的心理儿童的概念出现或者说重现了（见**章）。家庭里，需要社会化的不再是不成熟的孩子，而是有问题的父母。 在复杂的社会问题被还原为个体问题（*常见的是被看成母亲的问题，即她无法抑制对孩子的期望和情绪）的意义上，父母育儿行为的问题化与童年的医疗化并无不同。但就相关建议的激增来说，二者确有不同，因为父母育儿行为的问题化不仅意在改变有问题的个人，而且更重要地，它要在文化本身的层面上实现变革。育儿建议的相关文献中常见下面这种说法，即认为有问题的育儿方式是一种文化现象：“中国父母对孩子的关爱，可以说居于‘世界领先’水平，但他们像爱财产那样的爱，限制了孩子的自由，不尊重孩子的基本权利。”（陈山原，张健丽 2003）248 根据专家的说法，中国父母太“唠叨”，他们“揠苗助长”、“恨铁不成钢”、“多管闲事”、笃信“棍棒底下出孝子”、“小题大做”。他们对待自己的孩子就像对待“盆栽”、“精美瓷器”和“私有财产”。他们的管理方式如此专断，以至于孩子的个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潜能——这些都是科学进步、企业成功乃至国家伟大复兴必不可少的品质——太轻易就被抹杀了。陈佳玲就是那种典型的会让专家错愕的家长。但对她本人而言，重要的是什么？有问题的父母这种建构遮蔽了什么？如果说文化人类学家的任务是对看似有问题的行为背后的逻辑进行阐释，那么，对这种表面上看起来的“残酷”之举（例如对三年级的孩子期望过高），民族志能够阐明什么？她的巨大育儿热情在何种经验背景下说得通？ 本书关注重大历史变革背景下的育儿——这一变革一直以来由国家设计。在这一语境中，“工程设计”（engineering）不仅仅是隐喻。后毛泽东时代伊始便作为政府现代化计划的基石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其背后的设计师恰恰主要是受过控制论训练的控制系统工程师（葛苏珊［Susan Greenhalgh］2003）。他们关注数量，认为将家庭私人生活与国家计划联系起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是解决阻碍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人口危机的唯一办法。与此同时，中国的众多技术官僚也关注个体构成的质量问题，他们提出的计划基于这样的信念，即经济的现代化和主体的现代化密不可分。后毛泽东时代的头十年，有关“人的现代化”的讨论众多（巴肯［Børge Bakken］2000）60—66，国家主义的关切进入大众领域。家庭的日常生活应置于这一控制之下的变革的大历史背景下理解。在中国，养育孩子既是私人问题，也是政治问题。 不过，本书不只是讨论育儿的政治，而是将当代生活的道德能动性（moral agency）问题作为核心关注。在事事看起来都被“自上而下”决定并受到周遭条件制约的情况下，是否还有可能将人类行动理论化、同时避免将生活经验还原为大尺度的历史进程？我以陈佳玲和小珍的故事开篇，因为她们代表了后毛泽东时代政府的生命政治知识和控制的两个关键节点：“好妈妈”和“高素质儿童”。这些主体位置属于中国的人口关切和治理技术所特有的规范化机制（葛苏珊，韦爱德［Edwin A. Winckler］2005）。尽管这一政治现实不容忽视，但如果因此便认为普通人的生活*好参照更大的社会秩序来解释，这将是不幸的错误和自负。当然，在微观和宏观之间建立关联是社会科学家的工作，但（尤其是）在阐释当代中国的情况时，我们必须贴近手头的民族志材料。 中国的社会现实充满矛盾和不一致，这给实际的行动者带来了持续的挑战——他们需要调和相互矛盾的道德善好（moral goods）并寻找实现个人效能的机会。开篇的案例会让人联想到美国等发达国家中产家庭的疯狂生活，而中国背景下的家庭生活可能更加极端，因为中国仍是一个受到诸种不均衡挑战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存在于人口规模和可用资源之间、大学毕业生的过量生产和无法吸纳过剩白领劳动力的经济之间、良好育儿的新标准和社会竞争的现实之间的不平衡。这些不平衡对中产阶级的志向和渴望构成了巨大挑战，产生了一种中国特有的焦虑和不安全感。反过来，这种日常生活中弥漫的深层不安也调动起同样是中国特有的行动脚本。 本书的*终目的，是通过研究普通父母采取的实际策略如何以潜移默化、非英雄主义的方式提出了一种植根于中国本土思想的替代性权力理论，来试图缓和人类学思想中一对持久的张力，即人文主义和反人文主义解释之间的张力。本书甚至会提出，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力之间，在治理术与行动者对现实效力的关注之间，存在着某种对应关系。传统的人类学解读倾向于把国家和机构的治理技术归入“权力”范畴，把普通人的“反应”归入“能动性”和“抵抗”范畴，而我则从一个简单且显而易见的前提出发，即一切人类活动均被卷入由各种观念、人和物构成的关系网络之中。这一前提承认，所有行动都以行动者置身其中的周遭环境为先决条件，无论这个行动者是人、组织还是国家机构。同时，它也承认，所有行动者均参与到了重要的因果链之中，因行动本 身的不同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实际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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