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百科:中国古代航海史

　　据唐代和尚义净记载，在印度那烂陀寺以东40余驿的地方，沿恒河而下，有鹿园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故老相传当室利笈多大王时，有“支那国”，即广州僧人20余人至此，室利笈多大王为他们建军寺，“以充停息”，并赐给“大村封地二十四所”。直至唐代，还有3胩村子的人属于尼鹿园寺。唐时当地的东印度王提婆摩跋还有为新到来的中国僧人重建此寺的打算。据义净记载，室利笈多大王上距义净时代已经500余年。据学者研究，印度笈多王朝王统中*早的一位国王就叫Srigupta，即“室利笈多大王”，很可能就是他，其在位时间应是3世纪末。这20余位中国僧人可能是从四川先沿水路至广州，然后船行至东印度的。　　1.法显海上取经在这一时期人数众多的前往天竺取经的和尚中，*值得一提的是法显。　　法显（约337—422），是北方平阳武阳（今山西临汾）人。他于后秦弘始元年（399年）从长这安出发沿陆路西行去天竺，历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葱岭、中亚到达印度。他在摩揭陀国都城巴边弗邑，即今印度比哈尔邦的巴特那留学3年，学习梵语，抄写经律。然后沿恒河而行，到了古印度东北部著名海港多摩梨帝国，即今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西的坦姆拉克。　　义熙五年（409），法显“载商人大舶泛海西南行，得冬初信风，昼夜十四日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法显此行恰逢初冬北风季节，扬帆顺风，沿印度东海岸南行。加尔各答到斯里兰卡约1200海里，法显所乘的“商人大舶”大概是印度船，平均每昼夜可行85海里（约相当于157公里）。　　义熙七年（411）秋，法显乘一条商舶从狮子国启程，计划横穿孟加拉湾东还。这是一条巨大的商船，可载200余人。　　启程之初，“得好信风”，船顺利东行。但秋季乃北印度洋季风交替时节，风向不稳定，启航后两日便函遇风暴。法显被迫漂至一岛。待潮退后，修补船的破损处，继续前驶。行90日方至耶婆提。估计法显因风暴偏离了正常航向，沿苏门答腊诸岛的西南岸而行，到达苏门答腊岛东部。法显在耶婆提停留了5个月等候季风。义熙八年（412）春，法显再次搭乘一艘可载200人的商船，携50日粮朝广州开航。因途中再遇风，误期错过广州，*后到达今山东海岸。　　法显归国后，把自己在异域14年的经历写成《法显传》一书，此书又有《佛国记》等其他名称。法显在其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当时中亚、南亚、东南亚的风土人情，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印度洋海上交通的诸方面，如船舶、航海术、航线、东南亚及南亚海上贸易等，都有重要价值。　　2.海上佛道这一时期往来于中国、南亚之间的僧人中有许多取道海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僧人首次从中国动身时，往往沿传统的陆路西行，但归国则常取海路。西凉僧人智俨曾赴克什米尔，与当地高僧觉贤一同从印度启航回中国，与法显一样在山东青州登陆。后来智俨又一次乘船赴天竺。同一时期还有幽州李勇，他也是沿陆路赴印度求学，后“于南天竺泛海达到广州”。高僧道普在印度随船回国，在青州登岸。这说明当时中国的僧人与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关系并不十分密切，对中国与南亚之间的海上交通尚不够了解。所以当他们启程赴西天时，首选的是传统的陆路。而当这些求法僧人到达印度之后，从当地人那里了解到中国与南亚之间已经有着相当频繁的海上交通时，往往舍陆路而求海路回国。这就是为什么南北朝时入华的外国僧侣中，有相当部分是泛海而来的原因。　　许多域外僧人首次前往东方便循海路。中天竺僧人求那跋陀罗先至狮子国，然后由此国“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甚至一些远居内陆的克什米尔僧人也弃陆路而求海路，前往东方。前面提到的高僧觉贤，就是在克什米尔遇到中国僧人智俨后，决定来华。先行至交趾，再附海舶泛至山东。克什米尔王子求那拔摩先赴狮子国，从那里乘船到达爪哇岛，在那里传授佛法，名扬周邻，为刘宋僧人所知。　　宋文帝命交趾刺使泛舟至爪哇邀请，求那拔摩因此来华。西天竺僧拘那陀罗（真谛），于大梁中大同元年（546）取海道经狼牙修、扶南至南海郡（今广州）。后来他曾打算返回狼牙修国。南天竺人菩提达磨亦从海路人华，后来被尊为禅宗之祖。除了印度佛僧以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东南亚僧人人华，其中著名者有扶南人僧伽婆罗（僧养）、曼佗罗（宏弱）等。这说明两汉以后，中国与南亚交通中，海路日见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