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汉语的声音-现象学视野下的汉语语言学

　　汉语语言学要真诚地正视“孩子式”的提问，就必须彻底放弃“成人式”的关于生活世界之一切“常识性认识”的权威架子，虽然这种放弃确实是相当困难的。就像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生活本身一样，思维仿佛依赖着一种“确定之物”，它向我们提供了生活和思维的模板，然而它本身却并不在真正的意义上被生活着、被思着。Heidegger说:“沉思乃是一种勇气，它敢于使自己的前提的真理性和自己的目标的领域成为*值得追问的东西。”然而他也指出：“这样一种沉思既不是对所有人来说都必然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或者哪怕仅仅承受的。相反，无沉思状态却普遍地属于实行和推动活动的某些特定阶段。”实际上，一个人不会沉思、不敢沉思或者不能够承受沉思，往往不是因为知识不够、基础不扎实，而是恰恰相反：正是由于对一切知道得太多，他对于“一切”本身才越发一无所知，他确信无疑地生活在他的“知”对于世界的再现里，然而作为世界本身的世界却早已逃逸了。　　对“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的争论掀起的只是现代汉语语言学话语历史性的冰山一角，而且在这一争论中，对语言学的常识性结论以及语言学实践中的常识性信条发出质疑的一派由于对话语建构的过多的功利性诉求并没有将汉语语言学话语中的问题彻底澄清，他们急切地希望建立一种新的话语，却没有意识到在整个时代的“认识型”下，这些话语与他们所反对的话语始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朱晓农所说，“国学”方法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方法确实有着本质的区别（虽然这种区别完全不构成前者低于后者的理由），汉语语言学家尽可以提出各种将汉语作为“常态型”而非高度偏离的“边缘型”的理论体系，或者尽量选择现有理论中他们认为可以充分体现汉语特色者（比如有人认为功能主义比形式主义更适合研究汉语）。但是，这些理论只要是科学理论，就至少必须满足以下两个要求：**，能够在其中以严格的科学方法进行论证；第二，能够满足科学的普遍性诉求。而这也就意味着，凡是不能证伪的，都必须用“奥康姆剃刀”剃去，凡是研究对象本身在元语言上独一无二的，都不具备统计学意义（因为我们对关于它的结论既无法推广也无法证伪）。可是，有些语言学家一方面提出的是可以在“国学”方法中进行非常合理的论述但不宜在科学方法中用来证伪的理论，另一方面却又大讲科学，或者从以科学方法运作的理论中借用大量现成的术语或结论，以至于将可证伪的东西拿来做不可证伪的论述，这就不能不为人所诟病了。事实上，正如我们所指出的，科学话语对对象的再现是要将自身的感性生活植入其中，对象在这种再现中是不以对象作为对象本身的本真性而出现的，在这里它只是话语实现自身的工具。因此，科学话语中不存在对象的真正的没有异化、不能还原的“个性”，除非它开放自身的历史性，但那样它就成了哲学。如果我们希望以“朝向事情本身”的态度朝向汉语作为汉语的“个性”，那么无论我们提出何种理论，只要我们诉求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都是无法办到的。　　其实.科学虽然不是真理的原始发生，但是科学自有它的领域，在科学领域中就应该坚持纯正的科学方法。对于语言，以科学方法进行研究“自有其特殊的正当性，亦有它自己的价值”，以人文方法进行的研究当然也是如此。问题是，科学话语拒绝自身的“边缘化”并拒绝其历史性的敞开，因此，我们需要一种还科学话语以其本真的有死的生命的思考，这种思考本身则是人文性的，这也符合前文所引尤西林关于“人文科学”的阐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