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法学先贤文录:法律史卷

　　《东吴法学文丛：东吴法学先贤文录 法律史卷》：　　孔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又曰：“恭己正南面而天下治。”孟子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凡此皆儒家之仁治主义。观其言未尝不善也。然实际上是否有收效把握，殊不可必。以不可必之政策，期以可必之事功，则言之虽甘，是亦乌托邦之流亚耳。此法家之所不取也。法家之目的在能“以一统万”、在能“齐天下之动”、在能“刑罚必于民心”。故其言行以功用为目的，以责效为旨归。韩非子曰：“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今听言观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妄发之说也。”又《六反篇》曰：“明主听其言，必责其用；观其行，必求其功。然则虚旧之学不谈，矜诬之行不饰矣。”又《五蠹篇》曰：“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于其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务也。”　　于此可见韩非之功用主义，较之墨家以应用为主义者，言之尤为激烈。然则法家何为而以功用为目的乎？曰：当时儒家好为迂阔之论，政必法先王，言必道仁义。殊不知“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举世林林总总之民，品格不一，欲其一一尽纳于道德范围，是直缘木求鱼而已。且人性本恶，父母之于子女，犹未能尽以仁爱相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韩非子·六反篇》曰：“今上下之接，无父子之泽，而欲以行义禁下，则交必有郄矣。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而况无父子之泽乎？”“父子犹以计算之心相待”，此对于人性黑暗方面，尽情揭破，诚可谓彻底沉痛之论。故对于儒家如孟子之流者，以仁义说时主，明加攻击。其言曰：“今学者之说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爱之道，是求人主之过于父母之亲也。此不熟之论，恩诈而诬也。”　　儒家所主张之仁政，不仅迂阔难行，根本且为事实上所不可能。《韩非子·六反篇》曰：“明主之治国也，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之于民无爱，令之行于民也万父母。母积爱而令穷，吏用严威而民听从。”又《奸劫篇》曰：“世之美仁义之名，而不察其实，是以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与贫困者，此世之所谓仁义；哀怜百姓，不忍诛罚者，此世之所谓惠爱也。夫有施与贫困，则无功者得赏；不忍诛罚，则暴乱者不止。”又《五蠹篇》曰：“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而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虽厚爱矣，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　　仁爱之不足恃，犹不仅此。一国之中，普通人多而上智者少，今语普通人以仁爱，其率循与否，惟视各人之道德责任心。若其道德责任心薄弱，则仁爱之道穷矣。然一国之中，能有完全之道德责任心者，万不觏一。舍万而治一，此圣人之所不取也。《韩非子·显学篇》曰：“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为非也。恃人之为吾善也，境内不什数；用人不得为非，一国可使齐。为治者用众而舍寡，故不务德而务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