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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地研究-以明清以来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为例

插花地研究-以明清以来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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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详情
  • ISBN:9787516166987
  • 装帧:一般胶版纸
  • 册数:暂无
  • 重量:暂无
  • 开本:16开
  • 页数:307
  • 出版时间:2015-08-01
  • 条形码:9787516166987 ; 978-7-5161-6698-7

内容简介

  插花地是中国本土术语,清道光年间就已出现于有关历史文献中,但其科学内涵并不为人们所熟知。清代学者、官员胡林翼将插花地归纳为“华离之地”、“犬牙之地”和“瓯脱之地”三种类型。《插花地研究:以明清以来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为例》认为,插花地是特定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区域内的各个政区(或行政区划)在形成、发展和变迁过程中形成的各种穿插交错或各种经界不正之地的总称,包括飞地和犬牙之地两种基本类型。《插花地研究:以明清以来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为例》在详细占有档案与历史文献资料、并深入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行政管理学等学科理论与方法,对明清以来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的插花地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目录

绪论
一 概念内涵
(一)插花地
(二)飞地
(三)行政区划
二 选题背景与时空说明
(一)选题背景
(二)时空说明
三 价值意义
(一)理论意义
(二)现实意义
四 研究思路与主要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二)主要研究方法
五创新之处
(一)理论创新
(二)思路、方法与资料创新

**章 学术研究回顾
一 插花地研究
(一)研究概况
(二)主要研究内容
(三)深入研究插花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二 行政区划研究
(一)政区原理
(二)政区沿革
(三)政区边界
(四)政区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
(五)西南行政区划研究

第二章 川(含渝)黔交界线的形成与演变
一 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与川(含渝)黔交界线的初步形成
(一)永乐十一年(1413)前今贵州行政区划格局
(二)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
(三)川(含渝)黔交界线的初步形成
二 播州杨应龙叛乱与川(含渝)黔交界线的首次大调整
(一)播州杨应龙叛乱
(二)川(含渝)黔交界线的首次大调整
(三)政区沿革(1413-1600)
三 康雍年间川(含渝)黔交界线的再次大调整
(一)川(含渝)黔交界线的再次大调整
(二)政区沿革(1601-1728)
四 1729-2000年川(含渝)黔交界线的局部调整
(一)政区沿革(1729-2000)
(二)川(含渝)黔交界线的局部调整
(三)川(含渝)黔交界线的正式形成

第三章 明清以来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基本情况
一 明清时期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基本情况
(一)1413-1600年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基本情况
(二)1601-1726年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基本情况
(三)1727-1912年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基本情况
二 民国时期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基本情况
(一)秀山县与松桃县交界地区
(二)沿河县与酉阳县、彭水县交界地区
(三)彭水县与务川县交界地区
(四)南川县与桐梓县交界地区
(五)綦江县与桐梓县交界地区
(六)习水县与綦江县、江津县交界地区
三 新中国成立以来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基本情况
(一)概况
(二)典型个案

第四章 明清以来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产生的原因
一 犬牙交错的政区划分原则
(一)犬牙交错原则的基本内涵
(二)犬牙交错原则在川(含渝)黔交界地区的运用
二 山川形便的政区划分原则
(一)山川形便原则的基本内涵
(二)山川形便原则在川(含渝)黔交界地区的运用
三 明代的卫所
(一)基本情况
(二)卫所与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
四 元、明之土司
(一)基本情况
(二)土司与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
五 土地私有制下“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
(一)土地私有制
(二)“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
(三)土地私有制与“地随人走”的土地管理政策
六 贵州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
(一)贵州自然地理环境概述
(二)贵州自然地理环境与川(含渝)黔交界地区的插花地

第五章 明清以来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的影响
一 对行政管理的影响
(一)容易产生管理冲突与管理空白
(二)不利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三)不利于降低行政管理成本
二 对社会稳定的影响
(一)土匪、盗贼横行
(二)纠纷策源地
三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不利于田间地头管理
(二)不利于统一规划与经营
四 对人民群众生活的影响
五 典型个案:赤水河流域犬牙交错政区格局的影响
(一)赤水河流域犬牙交错的政区格局
(二)赤水河流域犬牙交错政区格局的影响
(三)解决赤水河流域犬牙交错政区格局的对策与建议

第六章 明清以来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清理拨正
一 明代的清理拨正
(一)镇远知府周瑛的建议
(二)巡按贵州御史萧端蒙的建议
(三)川湖贵总督李化龙的建议
(四)巡按贵州御史杨鹤的建议
二 清代的清理拨正
(一)雍正年间的清理拨正
(二)道光年间的清理拨正
(三)咸丰年间的清理拨正
(四)光绪年间的清理拨正
三 民国时期的清理拨正
(一)川黔两省自行清理拨正(1940-1944)
(二)内政部主持下的清理拨正(1945-1946)
(三)长坝槽之争
(四)龚滩设治之议
四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清理拨正情况

第七章 清理拨正插花地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 明清以来的清理拨正经验总结
(一)明清以来清理拨正的总体特征
(二)明清以来清理拨正不彻底的原因
二 清理拨正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清理拨正插花地的客观必然性
(二)清理拨正插花地面临的新形势
(三)清理拨正插花地应注意的问题
附录一 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
附录二 省市县勘界条例
附录三 县行政区域整理办法大纲
参考文献
后记
展开全部

节选

  《插花地研究:以明清以来贵州与四川、重庆交界地区为例》:   3.不利于行政管理   犬牙交错的政区格局给赤水河流域的行政管理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在前面的有关内容中已以赤水市为例作了深入说明,兹不赘述。   (三)解决赤水河流域犬牙交错政区格局的对策与建议   1.对山川形便原则的新认识   如前所述,山川形便原则是中国历史上划分行政区域的一条基本原则。以山川形便原则划分行政区域不仅有利于行政管理,而且有利于经济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已成为学界的共识。周振鹤认为:“山川形便”意味着“政区的划分是在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同一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因为“高山大川除了造成地域上的差异外,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又成为文化传播的天然障碍”,因此,“实行山川形便的原则有经济上的需要和文化方面的益处”①。刘君德、靳润成、周克瑜认为:“在古代,由于高山大川两侧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不同类型的农业经济区和社会文化地域单元,用‘山川形便’作为政区界线划分的重要原则是十分科学的”,“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抗御灾荒,有利于行政管理”②。侯景新、蒲善新、肖金成认为:“元代为了满足中央集权统治和防止军阀割据的需要,省界的划分人为地突破了山川自然地形,割裂了经济区内部的客观经济联系。以后各代不仅没有改变反而加剧了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经济的发展。”③浦善新认为:“不少县边界犬牙交错,与自然地形、风俗习惯、地方方言等界线不相一致,部分县还存在飞地和插花地,破坏了自然经济区域的完整,不仅给现代行政管理带来诸多不便,而且容易引起边界纠纷,不利于安定团结。”④因此,“在全面勘定省、县两级行政区域边界的基础上,结合遗留边界争议的调处和行政区划的日常变更,根据行政区划改革设想,利用扩并县乡、重划省区的有利时机,对飞地、插花地和犬牙交错、与自然地理界线明显不符的行政区域边界进行适当调整,使各级政区界线尽可能地与自然地理单元和经济区边界相一致,保证行政经济区的完整统一,以便形成合理的经济网络”①。正是由于学界的共识,故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怀疑以山川形便原则划分行政区域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从前面的分析研究可以看出,赤水河流域是遵循山川形便原则的典型个案,可以赤水河为界的省级行政区域划分,不仅不利于赤水河流域的经济社会发展,也不利于赤水河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行政管理。既然如此,对山川形便原则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就应予以重新认定。   在传统农耕经济时代,因受生产力、认知水平、交通运输条件及开发能力等的限制,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是极为有限的,相当一部分自然资源还不能进入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高山大川往往是自然地理单元的分界线,也是人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天然障碍线,以山川形便作为行政区域的分界线,自然有其较强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可在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条件的不断改善及人类认知水平的飞速发展,不但人类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自然地理障碍线被不断突破,而且新的资源、能源不断进入人类的生产、生活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山川形便作为行政区域的分界线就未必科学、合理了。如某一资源富集并处于两个自然地理单元之间的高山,在该资源还不被人类所认识或人类还不能较好开发利用该资源以前,以该高山作为行政区域的分界线,无疑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可在该资源已被人类深入认识并能被人类很好开发利用以后,仍然以该山作为行政区域分界线而将其分割于不同的行政主体管辖,显然就不科学、不合理了,因为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该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而且还会产生许多利益纠纷。如梵净山,历来就分属贵州省江口、印江、松桃等县,在其未成为旅游胜地以前,各县之间相安无事,可在其成为旅游胜地以后,边界利益纠纷就难以避免了。因此,山川形便原则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既不能生搬硬套,也不能弃之不顾,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并灵活地加以运用。   ……

作者简介

  杨斌,1970年7月生,土家族,贵州思南人。1993年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2011年毕业于西南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3-1998年在贵州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工作,1999年至今在贵州师范大学工作。现为贵州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贵州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生态文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三级)、博士生导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通讯评审专家、中共贵州省委“服务决策专家智库”专家、中共贵州省委政策研究室决策咨询专家、贵州省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贵州省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贵州省土家学研究会副会长。主要研究方向:区域历史地理、区域人口学。1997年被破格晋升为助理研究员,2006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  主持、参与各级各类项目近30项,其中,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各1项、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子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4项、国际合作项目1项。出版个人专著3部:《红灯·警钟——贵州人口增长的错位》《贵州人口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研究》《农村男性弱势群体的婚姻边缘化问题研究——以贵州为例》,参编著作4部,在《地理研究》《中国人口科学》《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余篇,多项成果获省部级领导批示或被有关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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